袁树珊为什么不让儿子学命理
三命通命为什么这么准
《三命通会》一书收入《四库全书》之中，为明朝的万明英所著。此书的总体结构，与《渊海子平》的创作思路十分接近，我们甚至可以说，《三命通会》是《渊海子平》的完善和提高。《三命通会》不仅收录了前人有关八字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将它们整理分类，而且努力从理论上来证明八字方法的合理性。
例如有关“神杀”的组合问题，《三命通会》总是试图从阴阳、五行、干支、星相、天文学等多个方面，弄清每个神杀的来龙去脉，阐明每个神杀的功用，使人读后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
书中还探讨了有关的宇宙生成问题、人生有无规律可循等问题，有许多观点都具有辩证法和唯物论的思想，这些都值得今人去继承和发展。例如，书中认为，宇宙的早期到处都是“气”，由“气”的运动和凝聚，逐渐形成了人和万事万物，人与万物之中都有阴阳，都有五行，它们都受阴阳五行规律的制约，利用阴阳五行的运动规律，就可以提示人与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
但是通观《三命通会》全书，在其中也不难看到，作者在理论探讨方面有时还缺少足够的证据，其中的想像成分较多，例如书中在解释人生十二属相来历及物征时，有这样一段话：
“故子属鼠，丑属牛，寅属虎，卯属兔，辰属龙，已属蛇，午属马，未属羊，申属猴，西属鸡，戌属狗，亥属猪。此十二属相亦有奇偶之分，盛衰之用。奇者，鼠虎龙马猴犬，一则属阳，六兽之足皆单……”
老鼠、老虎、马、狗还有猴子的脚的个数怎么会是单数呢？这同事实是相违背的，只能是作者的想像，为了与“阳为奇”的法则一致，作者并不顾事实，硬将以上动物的脚砍去一只，这未免太残酷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在书中其他地方也有出现，希望读者用批判的眼光来阅读这部长篇大著。
三命通会是八字的总汇之作，命理探源是八字的研究之作
《命理探源》——八字的研究之作
《命理探源》的作者袁树珊，是今江苏镇江人，他生活于晚清的光绪到民国这一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西方文化和观念，特别是西方科学开始在中国大陆传播，许多传统的观念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挑战和怀疑，这其中也包括八字算命。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袁树珊开始了对命理的探“时至今日，欧风东渐，科学昌明，凡事重实验，不尚空谈，凭真理，不务虚幻。举五行生克，时会气数之说，概置勿论。”袁树珊寻根溯源，考订几乎当时所有的命书，再在实践中检验八字方法的合理性，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本书的一个鲜明特色。
作者认为，学习算命批八字一定要抱有济世救民的思想，要有“不为良相，必为良医”的精神境界。他说：“卜（算命）可决疑，医可疗疾，同为民生日用所必需。”因此，他要求，算命决不能以贪财为目的，更不能以算命骗人。他认为，作为一个好的算命先生，应具备如下十条素质：
第一，勤学。要多读书，不仅要读算命方面的书，经、史、子、集等方面的书也要读，这样才提高自己的修养，才能增加学问。
第二，灵活。在具体批八字时，不能死背教条，必须参以人情物理，询问当地的山川风水，家中祖上有没有积德，以及此人的心术正与不正，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三，口才。在给人解释命运规律时，一定要口齿清楚，理明辞达，忠实于命运的本义，不阿诀奉承，不故作高深。
第四，淡泊。不要追求豪华的生活，不要在服装上下工夫，而要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三命通会是八字的总汇之作，命理探源是八字的研究之作
第五，劝勉。当从命运中发现了别人的不足，一定要鼓励他积极对待，要劝他努力上进，要让他看到光明的一面。在劝勉他人时，一定要注意，根据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劝诫的忠告
第六，警告。人必须努力工作，才能为社会作贡献，才能养活自己和家人。因此，在为失业的人算命时，一定要以“求人不如求己，能屈始可能伸”的话警告他，使其尽快从小做起，自立奋斗。
第七，节俭。当人在走好运得意之时，一定要提醒他注意节俭，以防备以后的坏运。第八，济贫。
在为贫困倒霉之人算命时，即使他一生都没有好运，也不可把话说绝，断绝别人的希望。而要以婉言劝慰他，让他感到人间的温暖与希望。另外，给这样的人算命，决不可收他的钱，若自己有能力，还应救济他。
第九，节义。要劝诫他人，在得意时切勿抛弃贫贱时的朋友，不要抛弃糟糖之妻，要讲义气。
第十，勿算。有六种人的命不宜为他们算。一是，因为自己有钱，把别人都不放在眼里的人；二是，贪财而不讲义气的人；三是，作风不正的人；四是，来算命时，言不由衷，试图玩玩的人；五是，只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不相信命的人；六是，出生时刻不准确的人。
三命通会是八字的总汇之作，命理探源是八字的研究之作
《命理探源》对八字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作了澄清和考证，比如有关“流年神杀”的问题（参看神杀部分）,有人认为它有作用，有人不以为然，到底如何，袁树珊认为：
“按流年神杀古歌，共十二句，应十二支，载在《神峰通考》及《星平会海》等书。然凶杀有十之九，吉神仅十之一，其不适用可知。”
有趣的是，书中还讨论了双胞胎命的区别问题：假如双胞胎出生于同一个时辰，这时，他们的先天因素有很多是一致的，不仅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而且同出于一个母体，同出于一个地方，那么他们的命是否完全一样呢？《命理探源》指出，这要看他们八字日主的强弱，若八字的日主太旺，则后出生的人一生比较好；若八字日主太弱，则先出生的人一生比较好；若八字中的日主不旺不弱，则他们的一生也差不多。
类似这样的考证，在书中还有很多，其中不乏精辟之处，所以，《命理探源》问世以后，形成了八字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命理探源》中还收录了作者在长期算命实践中，积累的一部分典型命稿，并配有分析和讲解，就像数学教科书上的例题一样，对于初学者来说，看作者的命稿分析无疑大有收获。
有高人能告诉我 袁树珊 的一生吗?约详细约好.
袁树珊，名阜，以字行，生于1881年8月9日（清光绪七年七月十五日），家住扬州南乡袁巷。父开昌，字昌龄，深谙经术，旁通诸子百家，尤精医术，后寓镇江城西，以医为业，全活颇众。著有《医门集要》、《养生三要》。叔父开存，字春芳，亦精医术。堂兄桂生，名焯，是著名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不仅是我国开办中医教育的先驱者之一，而且是我国实行中西医结合最早倡导者之一。清末曾与同仁创办《医学扶轮报》，并著有《桂生丛堂医案》。
袁树珊，幼承庭训，亦精医术，尤精命理，是闻名海内的医家、星相家。早年随父寓居镇江，以医为业，兼以算命卜卦。终年着一灰色长衫，秋冬束一腰带，左侧吊着罗盘玉佩，右侧插着旱烟袋，走路时习惯将两手叉在背后。好与士大夫往还，吐属浩浩落落，听者忘倦，暇则读线装书，经史百家之属，皆能通知其意。诊室悬有一副自书楹联，上联云：“十亩栽桑，十亩种田；”下联云：“半日诊病，半日读书。”其旨趣可见。
袁树珊一生著述颇丰，医学著作有《妇科准绳》、《生理卫生》、《诊断汇要》、《行医良方》、《图翼治法》、《针灸治疗方法》、《中医序跋撷英》、《本草万方撷英》和《十二经动脉表》；命理著作有《命理探源》、《六壬探源》、《选吉探源》、《历代卜人传》、《中西相人探源》以及《命谱》、《标准万年历》等。 1925年仲冬，著名学者罗振常（罗振玉弟）为其《六壬探源》一书作的序言中，述及他久闻其名而无缘谋面，直到是年春，经友人鲍扶九之介，方于京口（今镇江）得识袁树珊。对袁树珊的学识和著作，罗振常作了高度评价，称其命理著作“辞旨明畅，可与俞曲园游艺诸录相撷颃”，“非术士之所能为也。”对袁树珊“卖卜所入，恒以瞻亲族，济贫困，不事私蓄”的风仪尤加称赞，罗振常说：“ 余重君之人较之多君之术为尤深且挚也。”
1948年底，袁树珊旅居，后迁，1968年11月8日病故，终年87岁。其子德谦，字福儒，早年留学日本，后侨居美国纽约，开设中国医院，著有《妇科精华》、《中国针灸医药准绳》，1979年11月11日病逝，终年66年。
袁树珊的其他信息
先生之生卒年月，未有准确说法。先生之生年，考察《命理探原》一书所载，其自述八字为：辛巳、丁酉、乙巳、戊寅，考察历书，当为清光绪七年闰七月十五日（1881年9月8日），而非俗传的清光绪七年七月十五日（1881年8月9日）。
先生之卒年，有1952年说（按李植中文），1962年说（按叶尚鼎文），1968年说（按顾一平文）。今按李植中先生《史勤丛稿》所载，袁树珊先生于1952年逝世。李植中先生既以治学严谨闻名于世，又长期在镇江从事文史资料的征集与编辑工作，且与袁树珊先生同乡，熟知其后人及其家族渊源，当然言之有据。另外，1952年，《新命理探原》一书出版后，查传世文献，再无任何关于袁树珊先生的活动记载，亦未见有片言只语传世，这对于一位名满江湖、学富五车的星相家而言，是不可想像的。因而，1952年逝世之说当最为可靠。李植中原文见《史勤丛稿》，2000年9月第1版，第299页，《也说袁树珊》一文。 （1）叶尚鼎撰《袁树珊其人其事》一文，见《扬州郊区文史（第一辑）》第203页，扬州郊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4年12月出版。
（2）顾一平撰《春暖杏林风高枯井——扬州郊区名中医小传》一文，见《扬州郊区文史（第一辑）》第183页，扬州郊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4年12月出版。
（3）李植中撰《也说袁树珊》一文，见《史勤丛稿》，李植中著，2000年9月第1版，第299页。
（4）李植中撰《闲话袁树珊》一文，见《镇江文史资料》，镇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2003年9月出版，第56页。
（5）《中国五术名人录》（上中下），王家出版社，郑景峰编，1985年5月出版，第85页，第383页。
（6）《新命理探原》，上海印书馆印行，袁树珊著，1979年出版。
（7）《外国的月亮》，上海古籍出版社，柳存仁著，2002年5月出版，第225~227页，《袁树珊》一文。（8）《艺缘》，美国长青文化公司，刘冰著，2003年出版。
（9）《袁树珊其人其事》，《扬州时报》，顾一平著，2006年12月18日。
（10）《润德堂丛书六种》，原著袁树珊，谢路军主编，郑同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出版。包括《新命理探原》、《命谱》、《大六壬探原》、《选吉探原》、《中西相人探原》《述卜筮星相学》、《中西相人探原》六种。 据时人回忆，先生终年着一灰色长衫，秋冬束一腰带，左侧吊着罗盘玉佩，右侧插着烟管，走路时习惯将两手交叉在背后，儒雅潇洒，落落大方。先生虽以医卜名世，但熟读经史，精通国学，好与士大夫往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谈吐浩浩落落，雅人深致，听者忘倦。诊室悬有一副自书楹联，上联云：“十亩栽桑，十亩种田”；下联云：“半日诊病，半日读书。”可见其心境淡远，自非时人所能测。
据著名学者罗振常为《大六壬探原》一书作的序言中记载，1925年仲冬，他已经是久闻其名然而一直无缘谋面。直到翌年春，经友人鲍扶九之介绍，方于京口（今镇江）得识袁树珊。对袁树珊的学识和著作，罗振常作了高度评价，称其命理著作“辞旨明畅，可与俞曲园游艺诸录相撷颃”，“非术士之所能为也”。对袁树珊“卖卜所入，恒以瞻亲族，济贫困，不事私蓄”的风仪尤加称赞，罗振常说：“余重君之人，较之多君之术，为尤深且挚也。”
在袁树珊先生看来，卜筮相术本是中国的国粹，几乎是和中国文化史同步而生，源自上古，显于殷商，于今为盛。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大量都是卜辞。西周时，管蔡作乱，君臣战栗，周公卜得大吉，众人方敢出兵平叛。孔子周游列国，始得人生真谛，故有“五十而学易”之说。当今之世，人有所惑，最先想到的也是占卜之事。可见，对卜筮之学视而不见，无异于掩耳盗铃。当然，出必问，行必占，更是问道于盲。只有精研此术，破除神秘，直得本原，方可去除迷信，而得术数学之本来面目。 在民国的通论命理学著作中，第一要属先生所编著的《命理探原》一书。原书出版于1916年，一时洛阳纸贵。1952年，作者又重加整理，以《新命理探原》的书名，再版于。在原序中，作者写道：夫唐以前之命书、吾不得而见之矣。唐以后之命书、如徐子平、徐大升、刘青田、万骐、王铨、张神峰、万育吾、陈素庵、沈孝瞻、沈涂山诸先贤之著述吾得而见之读之矣。然其中有有起例而无议论者、有有议论而无起例者有失之繁芜、而不精确者、有失之简略、而不赅博者、非惟初学难以入门、即久于此道者、亦多不明其奥窔。余之所作、由浅入深、分门别类、采撷众长、屏除诸短、间有古人义理未明、起例未备者、则妄参管见以补足之、非敢谓羽翼先贤、要不过为知命之君子、尽忠告焉耳矣。
在这里，作者申明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由浅入深，分门别类”，是为一般民众入门而作。原书共分八卷，前五卷以本原、起例、强弱、神煞、宜忌、用神、化合冲刑、评断、六亲、妇幼、杂说等为纲领，而将古代命理典籍中的有关论述，一一择要而收录其间。间有古人未有论及或不易理解之处，则加以按语，予以说明，既表现了作者尊崇先贤的严肃学术态度，又为初学者提供了明白的进阶途径。第六卷为先贤命论，第七卷为润德堂存稿，收录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三十多则命照，详加解说，以便得初学。第八卷为星家十要、星家事实丛谈。八卷之外，尚有补遗事实丛谈。此书是近代第一本有价值的命理通论性著作。
民国十七年，当时的国民有意取缔星相医卜之业。先生得知后，著《中西相人探原》一书。此收引经据典，寻流探原，列举各国星相学之书目，并详细解析各国星相之学，各社会各方之赞许。时任行政院长的谭组安非常推崇此书，袁先生遂得机会为星相界人士辩白，挽回了星相业被取缔的噩运。此举遂为星相界人士传为美谈，奠定了先生在星相学界的地位。
袁先生既精术数命理，一时名满江湖，但其为人正直，不蓄私财，每有所得，往往倾囊资助族中贫苦，故多为时人所称赞。其得意之作《命谱》出版时，清末状元陈夔龙为之题诗，陈陶遗、沈恩孚、高万吹名士为之题辞作序。书中共评论了历代64个命造，上自春秋时代的孔子，下至清末人物，既有帝王将相，也有乞儿寒士。作者在每个命照后，又附录了相关的大量史实、诗文、嘉言、楹联、轶事、医药秘方，引证书目竟达176种，充分表现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化所具有的深厚根底，也说明了大师之所以是大师，并不是没有缘由的。 先
生一生勤于著述，传世颇丰，命理著作有《命理探原》、《六壬探原》、《选吉探原》、《历代卜人传》、《中西相人探原》以及《命谱》、《标准万年历》等；医学著作有《妇科准绳》、《生理卫生》、《诊断汇要》、《行医良方》、《图翼治法》、《针灸治疗方法》、《中医序跋撷英》、《本草万方撷英》和《十二经动脉表》等。1948年底，袁树珊旅居，各界，纷纷慕名而登门造访。甚至于不时有政要、富商世贾专请他赴台指点迷津。先生后迁，于1952年仙逝，终年71岁。其子德谦，字福儒，早年留学日本，后侨居美国纽约，开设中国医院，著有《妇科精华》、《中国针灸医药准绳》，1979年11月11日病逝，终年66年。
*此文周易工作室郑同编撰，已经被收入点校版《润德堂丛书六种》之《述卜筮星相学》一书。 当时与韦千里先生齐名，给后人留了八个案例，很遗憾，其案例太少。
己酉年七月十七日巳将巳时，十八岁，甲午命占从戎。（经考证，求测者为胡适）
伏吟自任
龙龙白白 朱蛇贵后
寅寅子子 巳午未申
甲寅子子 六辰 酉阴
勾卯 戌玄 兄丙寅龙
寅丑子亥 子己巳朱
龙空白常 官壬申后
断：安徽某君，拟投笔从戎，卜前途休咎。珊曰：枝上子水，乃甲木日干之印绶，今竟与君之午命犯冲，此举虽豪，恐与尊翁意旨不合，欲行又此耳。彼曰：家俨儒者，但知训蒙教读，不肯顺世界潮流，今日何时，岂可雌伏为牖下书生耶。珊曰：无违为孝。孔子尝方之，君何忘恩负义耶。况初传之寅为月破，而君家世安徽，拾零舍西南而东北，不独南京之友不足恃，即镇江之友亦不足恃，究将何往耶。彼曰：日前在宁记友不值，闻其奉差莅镇，故特来相依，求其介绍，顷间走谒，又不吾见。君方宁镇之友皆不足恃，斯言是之，然余尚有其他捷径，究未识从戌以后，前途休咎若何也。珊曰：天地盘相加，十二支神无一移易，课名伏吟。动辄得咎，静乃安全，且贵人逆行，蛇临命，虽欲雄飞，势不可能。四海交流，何足恃哉，而况君之所希望者，立武功享盛名，然必须损万千人之头颅，糜万千人之肢体而后换得，非惟存心残忍，即自家生命，亦无时不在危险之中。道德经云：佳兵者不祥之器。曹桦诗云：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名万骨枯。此言可深长思也。如果不图侥幸，素位而行，熔经铸史，继承父业，以文章华国，以孝友传家，何患不声名远著，到处欢腾哉。彼曰：君所见而云。珊曰：中传之巳，朱雀带太阳，末传之申，官鬼为日建，皆有特殊之功效，不过利文不利武，宜静不宜动耳。
什么叫五阴干逆行?
所谓十二宫，即五行中每一行在十二个月中所经历的具体阶段，又似人之一生过程，十二宫具体名称含义如下：
【绝】—亦称「受气」或「胞」，如同万物未有其象，母腹中还未有物的时候。突然失踪，消失，事情作过头，转换点，好向坏，坏向好，遇绝向反方向转。
【胎】—即「受胎」天地气交，草木萌芽，人受父母之气的时间，如婴儿在母腹成形。孕育，孕藏。
【养】—即成形，如万物在地中成形。消耗，抚养。
【长生】—万物发生向荣，如人始生成长。就说明你有根了，得贵人帮，有很深的根基，企业发展的，长生的.八字中没有印星，绝对没靠山，他家的风水后边一定特别开阔。
【沐浴】—亦称「败」，如同万物初生萌发，人生下后洗澡而去垢物之时。败露，自己败露不好，敌人败露好，并不等于失败。
【冠带】—万物渐渐秀荣，如人穿着衣冠。虚伪，狡诈，此状态下看不到实质，捉摸不透。
【临官】—如人临朝做官，将大有作为。官者，管理，管人的人，也是丈夫，不能落空亡，如落空亡，则得胃癌，饿死，噎死，临官得禄（粮食）禄落空亡，则吃不下饭。
【帝旺】—万物成熟，兴旺发达。做事到了极点，帝旺时不买股票，接下来就要衰落。
【衰】—万物形衰，如人气衰。衰败，衰落，士气不振，温柔体贴，逆来顺受，有乙木性质，本身不产生吉凶，看如何认识。
【病】—万物病，如人生病。得病，病是马星，得病赶快动，动也叫犯错误，对事物来说是伤残，错误百出，有病需动，动的活病?
【死】—万物死，如同人死。不动，离宫（死）：面无表情，脸上横丝肉,说话不好听，死心眼。
【墓】—亦作「库」，万物成功，即藏于库，如人生命结束后乃进坟墓。动弹不得，此事物失去作用，水入墓，水不动，财入墓，财不动。
在易学与命理书籍中，有一张广为人知的《十天干生旺死绝表》，此表不知为何人所做，但早在宋朝命理作品就运用此法。笔者经实践检验，其应用价值似有实无。特别是五阴干逆行根本毫无作用可言。有人用阴生阳死、阳死阴生的道理来说明阳顺阴逆，阴干与阳干不同时长生，实大错特错！
五行长生是无须分阴阳逆顺，阴阳是同长生的，与物质在自然中旺相休囚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如乙木死在亥：亥中有壬水生乙木，又有甲木帮扶乙木原何要死呢？有人说；乙木是花草之木，至冬月因寒而枯死，用自然变化来说明，此说法很形象，但乙木自坐卯木，年时再有未土成木局，难道还能想象为花草之木吗？水就是生木的，冬天的树木死了吗？显然没有死，只是休囚而已。再如丁火病死在卯寅，寅中有甲木不生丁火吗？丁火长生在酉，金属能燃烧吗？笔者怎么也想不出酉金是怎么生的丁火。丁火到底生在春天的寅卯月旺，还是生在秋天的申酉旺，只要是稍懂一点命理的，都清楚丁火生在什么时候旺，不辩可知起错也。癸水长生在卯更谬，只见雨露之水生木，未见木能生出大水。至于己土长生在酉更是无理可寻，土在五行中旺于四季，其它四行无不依土而运，赖土而存，土的作用是广博的，在四季月无时不旺，惟随节气旺相休囚变化而已。
广西 陈世深先生对于五阴干逆行之谬，论诉细腻入微，总结出三点，认为此五阴干逆行理论确实是错误的，此谬论完全应予以废除。
一、先贤早有定论
关于"阴生阳死、阳顺阴逆"的理论，古人认为出于洛书流行之用，而"十天干阳顺阴逆生旺死绝表"源于何时不得而知，至少在宋朝时已有此说，但在用于命理实践中，先贤命理学者早已认识到"其理信有之也，其法不可执一"（宋·京图《滴天髓》原文）。明朝刘基原注说"乙木死亥，亥中有壬水，乃其嫡母，何为死哉？……若专执生死败绝之说，推断多误矣。"由此可见先贤刘基早已认识到五阴干逆行理论之不可靠。清朝任铁樵大师更进一步论证否定了五阴干逆行的理论，认为"若论命理，则不专以顺逆为凭""古法只有四长生，从无子、午、卯、 酉为阴长生之说……夫五阳育于生方、盛于本方、弊于泄方、尽于克方，于理为顺；五阴生于泄方、死于生方，于理为背，即曲为之说。而子午之地，终无产金产木之道；寅亥之地，终无灭火灭木之道……由此观之，阴阳同生同死可知也，若执定阴阳顺逆，而以阳生阴死、阴生阳死论命，则大谬矣。"由此可见，先贤任铁樵大师已得出结论认为五阴干逆行是大谬的，认为"阴阳同生同死"才是正理。任铁樵大师的另一部著作《五行大义》中，也是按五行寄生十二宫立论的，并无阳顺阴逆之说。
又从明朝命理集大成著作《三命通会》一书来看，作者万民英并不支持天干阳顺阴逆的理论，书中有"论五行旺相休囚死并寄生十二宫"一文，文中是按照五行来论寄生十二宫，而不是按阳顺阴逆来论寄生十二宫的（目前见到的《三命通会》一书中也有阳顺阴逆寄生十二宫表，但这是现代编书者加进去的，并非是万民英原意）。文中提到《三命提要》云："五行寄生十二宫，一曰受气，又曰绝……四曰长生……十二曰墓……"可知原来在发明十二宫的理论时，是指五行寄生十二宫的，并且排在第一位的是绝，第四位才是长生，最后一位是墓，而不是象现在所看到的第一位是长生，后不知哪位学者篡为阳顺阴逆寄生十二宫了，并且其次序也变换了，从而造成了千古奇错。
与万民英同时代的，以辟谬著称的张楠，这回没有辟去五阴干逆行之谬，而在其《神峰通考》书中保留了阳顺阴逆表。到民国，先贤徐乐吾对阳顺阴逆的理论是反对的，其在《子平真诠评注》中指出"生旺墓本从五行论，不分阴阳也。谓阴长生不甚得力，然亦不弱，又谓逢库阴为无用。皆因误于阴阳各有长生，而不能自圆其说也。"其所批评的沈孝瞻在《子平真诠》中所论确实是苍白无力、不能自圆其说，不能令人信服的。民国命理大师袁树珊在论命中是不用五阴干逆行理论的，如其在论丁火日主时说，膏油属木、丁火日主"得膏油则光明，失膏油则熄灭"，膏油用现代语讲就是指原神，而阴干逆行的理论认为丁火生于酉，显然袁大师是不信酉金能生丁火日主的。
由上述可知，古代杰出命理学者早已否定了五阴干逆行的理论，可惜由于该理论的广泛流传，根深蒂固，使一代又一代命理研究者陷入其误区不能自拔，使得我们不得不多费口舌辨明其谬。
二、阴干逆行不符合自然之理
我们知道：时间是按照子、丑、寅……亥的顺序而运行的，但在阴干逆行表中，每一种阴干都是逆时序而运行的，即乙木从午时生逆行至亥时死（其它类推）。这在逻辑上就讲不通，怎么会有逆时序生长的物质呢？逆时序生长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生命可以从中年回到童年吗？事实上，逆时序生长是不可能的。
根据阴阳学说理论：阴阳是不能绝对分清的，常常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就象太极图中的阴阳鱼那样。我们以五行木为例来讨论，古书中有认为甲木是无根死木，是栋梁之木；有认为甲木是参天之活木，我们应首先弄清此甲木的概念。如若甲木是指无根死木，已用于栋梁之木；则其一年四季乃至几十年都不会有多大变化，其便不会有从长生到死绝的十二运状态了，既有十二运的状态，那甲木就应指高大的、坚硬的活木，乙木则指矮小柔弱的花草之类了。这就是说：不管是阳木或阴木，不管是高大的粗壮的甲木，或是柔弱的卑贱的乙木，要维持其生长发育，均需要有土壤、水份、空气、阳光等物质条件才能茁壮成长，而且同样应是春夏季繁荣、秋冬季枯萎；同样是向天空生长，不可能是甲木顺行向天空生长，而乙木逆行则向地下生长（木的根须向地下生长，根须可称乙木吗？）；更不可能是乙木等甲木死后，再接过生命力的接力棒而沿着甲木走过的路程，回到甲木的出生地亥，如这样当回到甲木的出生地后乙木却力尽而亡，岂有如此荒谬的逆时序生长的逆行理论？
举一植物为例来说：向日葵是很柔弱的，经不起刀斧（金）之克伐，可以视为乙木吧，而向日葵的脸面（花叶）是永远朝向太阳的，时刻接受着阳光的抚爱和"充电"，早上卯时太阳从东边出来，下午酉时太阳往西边隐去，向日葵的脸面也是顺时序从东边摆向西边，而绝不是在午时得长生而逆时序逆方向把脸面摆向东边，与太阳光背道而驰的。这说明乙木也是顺时序并顺着东、南、西、北方向运转生长的，绝不是阴干逆行十二宫那样逆时序逆方向而生长，由此可见"阴干逆行十二宫"确是"谬不可言"的。
又以人体内器官来说：不管是"甲胆乙肝丙小肠"，还是"丁心戊胃已脾乡"，所有阴阳脏腑器官，均需要有人体营养的滋养，才能维持其各器官的正常运转；才能保证机体健康。绝不会是甲胆处死地后，乙肝却得长生。一个人的生命终结后，不管是甲胆还是乙肝，均得同时死亡。可见"阴阳是同生同死的"理论是正确的。
又以丁火为例：摆放一堆金属物和一堆干柴草，去问老百姓哪一堆容易起火？只要不是神经失常的，肯定不会答金属物容易生火。你若告他，命理书上说：金可生火，他一定会认为你是骗他。尽管一些老百姓没有命理知识，但常识告诉他们：只有可燃物品才能生火，而酉金里不含易燃物，显然是不能生火的。故明朝命理前辈刘基说"丁干属阴，得一甲木则倚之不灭，而焰至于无无穷也。"这就说明：不管丙火丁火，其原神均是木，不会是阳火的原神是木，阴火的原神却为金，岂有如此截然相反之理。因此，怎么会有"丁火在酉得长生"之说呢？同理，也不会有辛金长生于子、癸水长生于卯之说，不管阳金阴金均长生于巳，不管阳水阴水均长生于申。或有人说，金生于巳为假长生，请看《五行大义》的论述："金在火中生者，巳中有方壮之土，能生金也，金非火不革其形，故金在火位中生。"这是说：金实际是生于巳中方壮之土即戊土；而不是生于巳中之丙火，因此金生于巳不宜说是假长生而是真长生。
论说至此，我们可以确信：五阴干逆行的理论是不可信的。按古法，应是五行寄生十二宫，只有五行的生旺墓的顺时序状态，而没有阴干逆行寄生十二宫那样的反时序状态。
三、五阴干逆行的谬论可以辟矣
尽管目前已有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五阴干逆行之不可信，大部分学者实际论命中并不用五阴干逆行的理论，而对此谬论是否应予废除尚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五阴干不可否认，主张保存古人的研究经验；有的认为五阴干逆行现在还摈弃不了，主张"以受益受损为标准将其分出真假"，从而造出一些真假长生、真假冠带、真假墓库等新名词、新概念。笔者认为，这实际上使得命理学复杂化，徒使后学者增加迷惘和记忆负担而已，是跳出一个误区又进入另一个误区。这个所谓古人研究经验有没有必要，有没有价值值得保留呢？
古代有一皇帝，想试一下几个儿子的智能，便分给每个皇子一卷乱麻，要他们解开，于是多数皇子按部就班慢慢解麻，其中有一个拿起刀来对乱麻就是一刀两断，并说"乱者必斩"！这个刀砍乱麻的皇子得到了父皇的赞赏，后来的历史证实了这位皇子较其他更有出息。这则典故说明："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提示我们对错误的东西不要再抱任何幻想。所以笔者认为：与其让这些谬论学说继续干扰愚弄命理学者的大脑，不如立即弃之，不能将这个并不难的难题再留给我们的子孙去解决。笔者读了大量古今命书，未见有哪位大师能很好运用五阴干逆行理论，也未见其有好经验介绍出来。既然是无法运用、用之不验的理论有何价值保留呢？要研究命理发展史，在古书中就已保留有这个"经验了"。
有人知道什么是“始原人”吗?
中国古代巫、医同源。内含有医术，事实上是在探求医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巫是最早的医生。原始社会的巫就是专为病人驱疾镇邪之士。卜辞中有“巫”字，巫的身份就是医生。
黄帝开创了医学时代。他重视发明创造，聚集了许多名医，如僦贷季善方脉，岐伯尝草药治百病，俞拊精通外科，马师皇长于兽医，此外还有雷公、桐君、鬼臾区都懂得医道。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医学理论专著《黄帝内经》就是托名于黄帝，以黄帝与岐伯、雷公讨论的方式撰写。
进入阶级社会后，巫的职守仍然主要从事医术，巫道遍及于民间。《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有个叫桑田的巫预言晋景公很快会病死，医缓前往会诊，也认为景公病入膏肓不可治。桑田与医缓的诊断是一致的。
我国在周代已经开始摆脱巫医时代。医术渐渐从中分离出来。《周礼》把巫祝列于《春官·大宗伯》，把医师列于《天官·冢宰》，这条记载，表明了医、巫分流，医术进入了日益科学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巫、医出现对立。扁鹊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医的不治。巫、医分开后，从事医术的称为方士。当然，方士还包括其他职业。史书中多有“方士”一词。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余赐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史记·秦始皇纪》：“悉召文学方术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大多数方士是精通医道之人。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仍然称著名医家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
方术文献中最多的是医籍，上古的医术是从中分化出来的，从事医术的多是方士，所以，把医术列入方术是不足为怪的。
《黄帝内经》是我国中医的奠基性的专著，至今还是权威性的典籍，《汉书·艺文志》把它载录到《方技略》。
《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类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班固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古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
经方有《汤液经法》、《神农黄帝食禁》等，班固说：“经方者，本草古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平平。”
古代的方术家与医家没有绝然分开，扁鹊、华佗、葛宏、孙思邈等人既是著名医家，也是方士。孙思邈撰写了《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和《枕中书》各一卷。
宋代有不少医学书籍是民间方士撰写。《宋史·方技传》记载刘翰诣阙进献《经用方书》三十卷，周世宗任命他为翰林医官。入宋后，又参与修订医籍。宠安时精研《灵枢》、《太素》、《甲己》诸秘书，作《本草补遗》。
方术文献以五行学说为理论，医籍中的五行原理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宋史·方技传》记载名医钱乙“始以《颅方》著名，至京师视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皇子病，乙进黄土汤而愈。神宗召问黄土所愈疾状，对曰：‘以土胜水，水得其平，则风自止。’”这种“以土治水”的解释，对于现代人看来是很荒唐的。
直到清代，还有不少医家偏好巫卜。《清史稿·艺术传》记载江苏人王维德著《外科全生集》，又著《永宁通书》、《卜筮正宗》。
方术文献中以医学书籍的实用价值最大。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0多种医书。如元人邹铉的《寿亲养老新书》就是一部有利于民众健康的书籍，它载录了食治之方、医药之法、摄养之道，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点校注释本。书目有补养药法、种植、保养、服药、贮药、集方、食治方等。书中讲究食疗，介绍了萝卜，百合等物品的药效，简单易行。这些方法，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养生经验的总结，有待于我们认真总结和推广。
从两汉以来，人们对方士就有一种歧视心理，因为在世人眼
里，比起升官发财之类的“正当职业”,他们就免不了有“不务正业”之嫌。汉初宋忠、贾谊即站在官僚士大夫的立场上说方士这一行是“居卑”、“行污”，“尊官厚，世之所高也”，“夫卜者，世俗之所贱简也。”（《史记·日者列传》）但同时人们对方士又有一种好奇的崇敬心理，总是用一种神秘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好像贫富贵贱、祸福吉凶就操纵在他们手里似的。
其实，方士跟普通人一样，也可以类相分，也有贫富贵贱之别的。
“方士阶层”的身分构成是极其复杂的，从“就业”情形来看，有“专职”和“兼职”之分;从格调情趣来说，有“高雅”、“卑俗”之别;从活动性质来讲，有的是致力于命理研究的“学究派”，有的则是卖技敛财的“江湖派”。他们的身分地位和家庭出身也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出身高贵之门，有的来自下里巴人。如果把西汉以来的方士进行分类，则可大致分为“学究”、“隐士”、“僧道”、“食客”、“生意人”、“江湖术士”等不同类型。
（一）学究型
“学究”型的方士往往都出身于知识阶层，他们最擅长研究命理，探讨方法，著书立说，算命术的产生、变革和流传，都离不开他们的创作和整理。他们研究命理或为人推命，往往都是“兼职”的，就其身分本质而言，大多属于封建社会的“士”阶层，即封建知识分子。像奠定命学理论基础的王充，是东汉末年的大思想家;促使算命术更加完善的李虚中，则是唐代进士出身;明代的万民英，近代的袁树珊，无不才思敏捷，文采横溢。事实上没有封建“士”人的参与和创作，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术数。这是因为，一方面，术数本身一开始就与阴阳五行、八卦易数、儒学道统、佛家意识等融汇贯通，因此中国方术自始至终都带有极强的理性特点;另一方面，术数的内部机制也越来越趋向严谨而不失辩证，复杂而又有条理，这就必须要有深厚的天文历象知识和清晰的逻辑思辨能力;再一方面，若要为人推测吉凶祸福和寿夭贵贱，还需要懂得社会的经济和人情世故。术数自身的博大深奥，就决定了发明创造和具体推算的“术士”们必须具有高深的哲学理论、严谨的思辨素养、丰富的社会阅历、极大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巧舌如簧的口头及文字表达能力。于是具备这些客观要求的封建“士”阶层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参与或担当了算命术数的发明、改造及其不断的整合了，以至术数中无处不流露出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来。
（二）隐士型
“隐士”型方士则又是一番特点，他们大都是些“异人”、“高人”，既具丰富而又极有理性的思想，却又往往避开人世，尤其远弃凶险黑暗的官场。好像传统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有制造“隐士”的功能似的，几乎历朝都有他们存在。没有思想便不称其为“隐士”，“隐士”往往都是满腹经纶而没有人生际遇，积极进取而看破仕途险恶的人。因此他们大多具有性格孤傲，清白自尊，与人寡合，重义轻财的特点，他们精通术数，但绝无商贾见钱眼开的铜臭心理;他们为人看命，绝不耍那套附会迎合的骗人把戏。汉代的司马季主虽然于市中设肆卖卜，但正如贾谊所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贾谊说尊官厚禄才是贤人所居，而司马季主则慷慨陈辞：“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纤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开操白刃劫人者也。”其对官僚的奸诈趋利，自私害人的“高贤”嘴脸，可谓鞭挞得痛快淋漓。
（三）僧道型
“僧道”类的方士，其身分则是和尚、道士，他们当中有的深谙术数，精通命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不过是“半瓶”水平，其主要目的只是为施主起课、抽签，略表菩萨心肠而已。精通命学的“僧道”大师，唐代有僧一行，著名的《大衍历》说是他发明的，上自天文地理，下至人事俗情，可以说没有他不晓得的。宋代则有僧赞宁、僧化成、僧道洪等。北宋中期的许多重要人物，僧化成都为他们看过三命。如《东轩笔录》记载，熙宁八年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时，权倾天下，但僧化成则算定“其黜免可立而待也”。蔡元长兄弟二人赴省试时，也曾上门求化成推命，“时问命者盈门，弥日方得前”。《退斋笔录》也说，元丰中王安石乞罢机政，神宗拖了两个月尚未批准，于是他又去找化成。化成说：“三十年前与相公看命，今仕致宰相，更复何问？”
直到现在，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到寺院去乞求道长算命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如蒋介石北伐南昌战役时，即曾在牛行车站附近的一小庙求过签，而他后来回老家雪窦寺求朗清大师看八字，更为他决定重新出山起到了重要的心理作用。至于平民百姓到道观之中求签烧香，起课算命，那就更是司空见惯了。在这些善男信女的心目中，“僧道”大师是远离尘世的，既没有士大夫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也没有商贾之辈唯利是图的铜臭，由他们批命是最客观最实际的，恐怕这也正是算命术士自产生之日起就日益与佛、道僧侣融会同流的主要心理因素吧！
（四）食客型
“食客”型的方士，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食客”之风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客”者依附于主人，主人则负责“养客”，养客多者达三千余人。“食客”型的算命术士同样也是依附于某个主人，通常都是投靠到王公贵族之家，或是周游于士大夫官僚之间，为他们预卜前程，趋吉避凶，或者充当“谋士”、“军师”。自隋唐以来，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这样的术士，他们不仅是其家中贵客，还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会亲友时也往往“预坐”其中。如《独异志》记唐代贞元中李师古家中即有这么一位术士，一次李师古设宴招待皇甫弼、贾直言十位从事，让他也就座，并请他给每一位来客看命。他看后说：“十日之内，俱有重祸。”果然几位在一次宴饮中，亭子摧塌，一人当场死，其余伤。又据《续湘山野录》，宋代苏易简家中也有这种“食客”，他不仅为主人推算，还为来往客人起课。明代此风就更盛了，皇帝身边也每每有术士跟随，制订政策，行军打仗，任用大臣，凡事都要向他们询问，相命术士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特殊谋臣。皇帝如此，大臣也跟着效法，明英宗时重臣石亨的身边就始终跟随了一位叫仝寅的算命术士。此类事例《明史·方伎传》中都有记载，笔记小说等野史当中自不必说了。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这种“食客”术士，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相命活动往往跟“预测学”、“气功”等联系在一起了。
（五）生意型
“生意”型方士，主要是指那些挂牌经营、开肆设铺的“日者”、“卜士”。西汉的司马季主就是在市场中开了门面挂牌卖卜的，此后各城市之中到处都有“卜肆”可见。他们或者书其门曰：“吴中名术，金鼓传家”（《苏州府志》），或者门上贴着“妙算先天易数，每命封金三钱”（《金瓶梅》）。宋代开封府相国寺前就有这种“卜肆”，当时还称之为“相监”，而岳柯《史》记中都有一位算命先生还标其门曰“看命司”的。有的“卜肆”是一种店铺、栏棚式的门面，有的则是比较固定的摊位、铺席。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卖技做生意，靠给人占卜算命挣钱生活。此类相命术士基本上仍能按命理术数的格式和要求为人看命，有的人看得较准，因而名气也很大，以至求其测算者接踵而至。然而设肆卖卜毕竟是为了营利，有些话如果按命理术数的本意说出来，那是势必遭耳光并把客人吓跑的。因此算命术一旦被作为营利的手段，就必然会出现曲迎附会从而偏离了命理本意的倾向，甚至为其走向“江湖”推出了第一步。
（六）江湖型
“江湖”派的方士则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的特点是到处游荡，正如《七修类稿》所说：“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而奔走阃台郡县以糊口。”他们为人相命仅仅是为了赚钱，命学理论和算命方法不过是在形式上为他们所用而已，较好的“江湖术士”至多也只是使用一下算命术中的“诀”，如袁树珊在《命理探原》跋文所说：“星命之学……积学之士不得其诀，遂厌其文：游食者流不讲其文，专秘其诀。”但更多的“江湖术士”则完全是在相命术的幌子下巧言骗财，正如早在西汉时期贾谊所说：“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悦）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史记·日者列传》）因此他们为人算命虽然也口中念念有词，但那只不过是用算命术专有名词来吓唬人罢了，其方法的实质已经与算命术大相径庭了。如“江湖术士”常用的“父在母先亡”一句，至少可以有四种解释，一是母亲健在父亲已死，二是父亲健在母亲先死，三是父母都健在有可能父亲先死或母亲先死，四是父母都已过世而父亲或母亲先死了。像这样模棱两可，故弄玄虚，可让人任意揣摸想象的推命用词，正是“江湖术士”巧口曲迎的绝技。
方士的身份类型虽然不同，但是他们为推断吉凶预卜未来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因此命理学家经过长期的经验总结之后，凡从事方术，要求从学问、道德、方法等各个方面有整体素质，袁树珊《命理探原》即有所谓“星家十要”，对我们了解术士们的心理面貌很有参考价值。现将“星家十要”依次简介如下：
（一）学问
要想成为方士的人，首先必须得学术精湛，“学术不精则信者寡，信者寡则非分之营求愈炽，而安命者愈希。”怎样才能学问精湛呢？关键是要多读书，深究其理，“不仅宜多读星命书，凡经、史、子、集有关于星命学者，亦宜选读。”只有广涉博览，才能既增学问，又益身心，“用之行道，则吉凶了然，批谈不俗;用之律己，则行藏合理，人格自高。”所以袁树珊特别重视学问，他说：“有心斯道者首当知此。”
（二）常变
方士不能刻板教条地死守命理，而应灵活辩证地看问题。禄命之说不一定都验，一般能应验十之七八，而不验的原因，或是因为山川风土小异，或是由于门第世德悬殊，还有一行之善恶，一时之殃祥等，都可能改变造化和影响命运，因此星命术士若想事功圆满，万无一差，就必须注意这些“常变”因素，“参以人情物理，询其山川风土，门第世德，以及生时之风雨晦明，而尤须鉴别其心术之善恶，处世之殃祥，然后定其富贵贫贱，寿夭穷通，乃可合法。”
（三）言语
方士应该善于用语言表达，或者具备雄辩之才，但不可信口开河，夸夸其谈，应该忠实。雅驯、从容，切忌阿谀、卑陋、躁急，要抓住重点而又不漏细微，既表达明白而又不失繁琐。
（四）敦品
即心术要正，品行要贤，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的敦品关键是看他的视听言动，衣服陈设则是次要的，如能做到这些，必然信用远孚，声名振大。
（五）廉洁
方士要以廉洁自励，以贪污为戒。所谓廉洁，并不是不要钱财，尽到了自己的所长，忠言相告，劝善避凶，自己就应该获得报酬，这叫做“顺取”，凡是应该得到的顺取，无论数额大小，都是廉洁的;反之，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或者是伪言欺人，如此得到报酬就属于“逆取”，凡是逆取，无论多少，都属于贪污。所以命士应该“见利思义”、“临财毋苟得”。
（六）勤勉
方士要因事利导，不计个人恩怨，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为政客推命，要劝勉他们忠君爱民，显祖流芳;为司法官测算，当勉以虚心听讼，切勿意气用事;为武职人员论命，应劝其身先士卒，捍卫国家;为有孩子的父亲推算，可劝其教养兼施。此外，还要劝富贵者学宽，劝聪明者学厚，劝农者力田，劝工者精艺，劝商者诚信。这些都是星家应尽的天职，不可不知。
（七）警励
要鼓励世人懂得生活。即生活为万事之根本，人无生活则不能仰事父母，抚养妻子，甚至连生命也不保。所以遇到穷困潦倒失业之人，一定要鼓励他们弃大就小，自营生活，让他们知道先哲格言：“求人不如求己”，“能屈始可能伸”。
（八）治生
方士要先明白管子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及孟子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道理，劝人得意时不可挥霍，要多置恒产，劝纨绔子弟保守旧业，以免破败。这些都是方士必要的议论。
（九）济贫
方士要懂得言论关系的重要，为贫困难堪之人看命，虽然其一生真无好运，也不可直言说明，这样说断绝了他的希望。应该婉言劝他：“大富由命，小康由勤，君能勤勉职业，节省消费，他日又得某运以补助之，不难发达。”这样做并不是虚伪阿谀，只有这样才能保全其性命。对这种人也不可索要钱财谢金，星家不能直接出金钱，出点智识济贫也是应该的。
（十）节义
方士为人推断家庭、婚嫁之事，应劝人“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以及先哲所戒“富不易妻”等等，务使琴瑟调和，成人之美。对于纳妾生子、孀妇改嫁，也要根据其生活情况和子息情况具体论断。总之维持风化，也是星家应尽的天职。
以上十点，都是对方士素质提出的具体要求，可以说它包含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方士的各个方面。其用心之忠厚，用意之善良，普通凡人亦会为之感动。然而这毕竟只是对术士所寄予的期望而已，真正能够做到这些的恐怕并不容易，惟其有了自勉的座右铭这一点，故当充分肯定。至于其中的某些观点，如要求政客“忠君”，劝导有子的寡妇“茹苦含辛，抚孤守节”之类，其封建意识之浓似已不必置词。
算命术士虽然有“星家十要”的标准约束，但因他们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从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生活遭遇。有些“隐士”型的方士大师，在他们生活的道路上并不缺乏飞黄腾达的人生际遇，然而他们却对权力和金钱看得很淡，始终过着一种超然物外的逍遥生活。如前面介绍过的元朝方士俞竹心，就是这样一位耿介洒脱的命学先生。他“酒嗜落魄，与人寡合，顺其意者即与推算，醉笔如飞，略不构思，顷刻千余言，道已往之事极验，时皆以为异人”。又据《金华府志》记载，元末明初也有这样一位方士，名叫刘日新，朱元璋未当皇帝时曾经召他来推命，他算出朱元璋的命当“极富极贵”，身边几位将校也是公、侯之命。朱元璋大喜，后来登基当了皇帝，特召刘日新来，问他是否想当官，他说不想，又问他要多少钱财，他也说不要。朱元璋见他富、贵全不要，便问他要什么，刘日新说，我只想得到一个可以遍游天下的信符。朱元璋即以手中的扇子为凭据，题诗一首曰：“江南一老叟，腹内罗星斗;许朕作君王，果应神仙口。赐官官不要，赐金金不受;持此一把扇，横行天下走。”署了名，识上御宝，刘日新持此遍游天下，心满意足了。
有“退隐”的方士，也有“进取”的星家。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北宋时有一位方士叫种放，隐居终南山豹林谷，他去见术士大师陈抟时说：“某以道义来，官禄非所问也。”似乎并不在意入仕升官。然而由于他星命之学颇有名气，真宗召见他，他还是去了，而且当上了谏议大夫、工部侍郎等官职。像这种扭扭捏捏的“隐逸”术士，多少还掩盖一下内心深处追求入仕“进取”心理，而那些游说于皇帝和士大夫之间的“食客”、“谋士”类型的命学术士们，则就明显“凡心未净”，意欲巧取了。就好像有些士人嘴里哼着“式微式微，胡不归”的小调，摆出一副弃官归隐，不屑仕途的架势，眼睛却始终盯着乌纱帽，终日盘算着如何走“终南捷径”一样。所不同的是，士人突出在以“文”求进取，方士则以“术”谋发达，可谓目标一致，殊途同归。“文”显了，自然有人赏识提擢，“术”精了，也同样有人抬举推崇。相比之下，方士还有其便利之处，因为以术士身份周游于权贵之间，显然比其他身份更容易一些，更何况命学之士还可以仰仗主顾的发迹而发迹，即他们一旦瞄准一些有暴发可能的“潜龙卧虎”之人，就可以故弄玄虚地断言他们“贵不可言”，“珍重珍重”，或者约下“他日富贵，切勿相忘”的许诺，以便真的有朝一日去“攀龙附凤”、“沾光沾福”。
翻开史书，通过相命途径走上仕宦道路的委实不可胜数。上面所说的术士韦叟，宋武帝刘裕经他相命后即许下“若中，当为司马”的诺言，刘裕当上皇帝后，韦叟果真找上门来说：“成王不负桐叶之信，公亦应不忘司马之言，今不敢希镇军司马，愿得领军佐足矣。”所谓“君无戏言”，宋武帝哪里好赖账，只好如约封了他的官。北齐时的魏宁，也是“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的。此类例证，不一而足。
“生意”型的方士，跻进仕途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他们一生中却追求着一个“富”字，而且有一部分方士也真的“富比封君”了。例如王安石《汴说》记载：“予尝汴之术士，善挟奇而以动人者，大抵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民。”又如当时有位术士名叫费孝先，《毗陵集》说他“名闻天下，王公大人不远千里，皆以金钱求其封影，孝先因以致富”。开封府相国寺，起课算命最是集中之处，有位方士公开张榜，“一封万钱”（《耆旧续闻》卷七）。还有一四川方士也在这里课命，“一命必得千，隔夕留金，翼朝议命。”（《贵耳集》卷中）历朝历代，靠起课算命发家，以至巨富的，都不乏其人。
一般的方士在服饰衣着方面也都别具一番讲究，好像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是干“术数”这一行的。史称他们大都“皆具衣冠”，服饰素雅，陈设精致，接人待物，文质彬彬，不亢不卑。尤其是小说中往往都有术士形象的描述。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描写术士吴神仙时说：“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屐，腰系黄丝双穗绦，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虽然“星家十要”强调“当以视听言动为本，衣服陈设为末”，但是毕竟干一行就得像一行，特别是算命起课，术士的气质、形象可能会对主顾直接产生心理影响，所以一般的星命术士对自己的“行头”也就不得不讲究一番了。
还有一些方士或是因为际遇不佳，或是由于术数不精，终生穷困潦倒，甚至因言语不慎而未得善终。如宋朝有位命士，一次来了两位先生求其推八字，他说一位先生可官到极品，另一位先生命当触刑弃市。后者一听大怒，一刀就把命士给杀了，而他自己确也因此被判死刑，所以人们常说命士精于他人而暗于自己。北宋还有一位最终贫困的命士。据《东斋记事》卷三记载，这位命士在开封府相国寺前设“卜肆”起课，有一天，四位青年举子先后求他算命，他算后惊叫：“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这四人后来真的都成了宰相，可当时他们却认为这位命士，是阿谀奉承，“相顾大笑而退”，命士遭到奚落，从此“声望日消”，不再有人向他问命。等到四位宰相想起这位命士，甚至想为他立传的时候，为时已晚，命士早已“穷饿以死
同是方士，有的富比君王，有的穷困饿死，但是术士自身的命运，亦足以令人叹息了参考资料：方士的历史http://www.cndz365.cn/nzt/his/fangshidelishi/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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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朋友热衷于学习玄学术数，希望自已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玄学界的预言“大师” ，却在不知不觉中已为自己种下了危险的祸根。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天道有七十二侯，每侯各管金、木、水、火、土五行数在内，为360日而成一年，此终而复始而成太极。地道有七十二行业，各施其职而成凡尘世道〈社会〉。人道有七十二经脉而令血液流通全身。作为一个人，他或她在降生四柱信息中，就已注定了在七十二行业中应施何积，吃何方天禄。例：如果命中注定是警官就可持枪追捕犯人而不触犯法律。如果不是执法的命局持枪就是犯罪。其道理就是如此。假如玄学没有这个硬性要求，人人 (学个三天五天，一个月的）都是大师。那么社会中还存在有“大师” 这个称谓吗！还可以称之为“玄学” 吗？所以，要想成为一名玄学师，首先就要看看自己命局中是否具备：太极贵、华盖逢空或重叠、雷霆煞、三奇贵、四季进神且为将星日、孤辰寡宿、女命夫绝、男命财绝等，且必须要拥有两星以上者才可称得上是合格的玄学师命局。如果本命局不在此范围内的话，就说明你是没有这方面缘分的人，是不能从事玄学预测师工作的。这就是社会上为什么会有各种“残疾” 命师。无家、无子女命师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