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天象的官员

古代关于观察星象的官职

张衡(公元78-13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今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夏村),曾任尚书和河间相等职。他"天资睿哲,敏而好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奇技伟艺,磊落焕炳。"他"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发明家和家,在世界科学文化史上树起了一座巍巍丰碑。
石申,一名石申夫,魏国人,战国中期天文学家、占星家。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
《史记·天官书》记载,战国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有四家:“在齐,甘公;楚,唐昧;赵,尹皋;魏,石申。”还说各家的天文学都有占星术的内容,在他们的著作中能够看到当时战乱相寻的形势,记录着为事件占验的各种各样的说法,即“田氏纂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谨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视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纵)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史记正义》引南朝时代梁阮孝绪的《七录》说,“石申,魏人,战国时作《天文》八卷也。”可惜书已失传。
石申在天文学方面的贡献,是他与甘德所测定并精密记录下的黄道附近恒星位置及其与北极的距离,是世界上最古的恒星表。相传他所测定的恒星,有138座,共880颗。从唐代《开元占经》中保存下来的石申著作的部分内容看,其中最重要的是标有“石氏曰”的121颗恒星的坐标位置(今本《开元占经》中佚失6个星官的记载)。现代天文学家根据对不同时代天象的计算来验证,表明其中一部分坐标值(如石氏中、外星官的去极度和黄道内、外度等)可能是汉代所测;另一部分(如二十八宿距度等)则确与公元前4世纪,即石中的时代相合。
郭守敬(1231-1316),中国元代的大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家。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生于元太宗三年,卒于元仁宗延二年。
郭守敬幼承祖父郭荣家学,攻研天文、算学、水利。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攻下南宋首都临安,在统一前夕,命令制订新历法,由张文谦等主持成立新的治历机构太史局。太史局由王恂负责,郭守敬辅助。在学术上则王恂主推算,郭主制仪和观测。
至元十五年(或十六年),太史局改称太史院,王恂任太史令,郭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建立天文台。当时,有杨恭懿等来参予共事。经过四年努力,终于在至元十七年编出新历,经忽必烈定名为《授时历》。
祖冲之(公元429-500年)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河北省涞源县人.他从小就阅读了许多天文、数学方面的书籍,勤奋好学,刻苦实践,终于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
祖冲之在数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秦汉以前,人们以"径一周三"做为圆周率,这就是"古率".后来发现古率误差太大,圆周率应是"圆径一而周三有余",不过究竟余多少,意见不一.直到三国时期,刘徽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割圆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来逼近圆周长.刘徽计算到圆内接96边形, 求得π=3.14,并指出,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所求得的π值越精确.祖冲之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经过刻苦钻研,反复演算,求出π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并得出了π分数形式的近似值,取为约率 ,取为密率,其中取六位小数是3.141929,它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最接近π值的分数.祖冲之究竟用什么方法得出这一结果,现在无从考查.若设想他按刘徽的"割圆术"方法去求的话,就要计算到圆内接16,384边形,这需要化费多少时间和付出多么巨大的劳动啊!由此可见他在治学上的顽强毅力和聪敏才智是令人钦佩的.祖冲之计算得出的密率, 外国数学家获得同样结果,已是一千多年以后的事了.为了纪念祖冲之的杰出贡献,有些外国数学史家建议把π=叫做"祖率".

钦天监是个什么官,主要工作是做什么的?

首先要说下钦天监的时代背景。古代的人们相信,凡是将要在人间发生的灾难,上天都会通过天象的变化提前示警。从人类社会开始的那天起,就有了对天体现象的观测。古代埃及人是根据太阳和天狼星同时在地平线上的升起,来确定尼罗河的汛期;两河流域即今日伊拉克境内最壮观的建筑物是观察天象的塔台即天文台;而中国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象图。因而,中国从夏、商、周一直到明清,都设有观察天象、预测上天意志的部门和人员。从儒学对中国影响上来说,中国人,尤其是皇帝,一直相信“天人感应”。

钦天监主要的工作是掌管观察天象,推算历法。历代多设置,名称不同。周有太史,秦汉以後有太史令。隋设太史监,唐设太史局,後又改司天台,隶秘书省。宋元有司天监,仍与太史局、太史并置。元又设有回回司天监。明清改名钦天监,设监正、监副等官。清制,汉满并用,亦有个别欧洲传教士参加。 中国古代的天文机构具有皇家性质,太史令等天文官员,常常由皇帝亲自任命。由於编制历法和为皇帝占星是天文机构的两项主要任务,所以天文学家和占星家有时就是一回事。也正因如此,天文官享有很多特权,比如清代的法律特别规定,钦天监官员犯罪要从轻判处。 

历朝历代都有钦天监,主要工作有一定的差别。东汉时期,最高级别的天文官员称作太史令,管辖天文台和明堂两个部门。具体主持天文台工作的是灵台丞,灵台丞手下有四十二个助手,其中十四人观测恒星,二人观测太阳,三人测风向,十二人测晴雨,三人测时间,七人校验钟声,还有一人叫做“舍人”,管一些杂事。总之,分工十分细致。元代以前天文机构的人员配制大体如此。元代的天文机构叫太史院。太史院下设三个局:推算局、测验局和漏刻局,共七十人。 明初的天文机构下设两个分机构:司天监和回回司天监,後来司天监改称钦天监,内设天文、漏刻、大统历和回回历四科,回回历科不管编制回回历法,而是把观测推算结果提供给大统历。回回司天监也改称回回钦天监。在南京也有司天监和回回司天监,作为故都,人员和仪器配制与北京完全相同。

我国古代占卜神鬼和天文的官职叫什么?

秦汉为太史令、唐代为太史局和司天台、宋元为司天监、明清两代为钦天监

职能为掌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

秦、汉至南朝,太常所属有太史令掌天时星历。隋秘书省所属有太史曹,炀帝改曹为监。唐初,改太史监为太史局,嗣曾数度改称秘书阁、浑天监察院、浑仪监,或属秘书省。

开元十四年(726),复为太史局,属秘书省。乾元元年(758),改称司天台。五代与宋初称司天监,元丰改制后改太史局。辽南面官有司天监,金称司天台,属秘书监。元有太史院,明时沿用司天监,后期改为钦天监,至清朝时官职沿明制,仍属钦天监。

扩展资料

中国古代国家天文台,承担观察天象、颁布历法的重任。钦天监正,相当于国家天文台台长。由于历法关系农时,加上古人相信天象改变和人事变更直接对应,钦天监正的地位十分重要。

明代沿用的历法计算方式误差较大, 不利于王朝的统治。恰在此时,传教士带来了新历法。

明初沿置司天监、回回司天监,旋改称钦天监,有监正、监副等官,末年有西洋传教士参加工作。清沿明制,有管理监事王大臣为长官,监工、监副等官满、汉并用,并有西洋传教士参加。

乾隆初曾定监副以满、汉、西洋分用。后在华西人或归或死,遂不用外人入官。

古代探测天相的官称为什么

基本为太史
西周、春秋时太史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为朝廷大臣。
秦汉设太史令,职位渐低。
魏晋以后修史的任务划归著作郎,太史仅掌管推算历法。
隋改称太史监,唐改称太史局,肃宗时又改为司天台,五代同。
宋代有太史局、司天监、天文院等名称。
辽称司天监,金称司天台。
元代改称为太史院,与司天监并立,但推步测算之事都归太史院,司天监仅余空名。
明、清两代,均称钦天监;至于修史之事则归于翰林院,所以对翰林亦有“太史”之称。

为何古代伟人诞生都有“天象”?

古人认为永恒就是真理,一旦事物脱离本质发生变化,往往意味着危险。早在母系社会时期,人们就开始观看天文变幻推测出季节变化,并且古人喜欢将星象变幻结合到实际环境中去,星象时刻在变,很多都是偶然

古代每次有伟人出世,为什么都会有异象发生?

历史上有很多事情,至今无法用科学来解释清楚,最为奇特的一个现象是,每当有伟人出现之前,总会伴随着某种天象的发生。而这种现象也一直在历史学家的研究范畴之内,它不仅记录着历史中所发生过的真实的事情,还需要清楚的知道某些事情发生的真正原因,由此对未来的发展轨迹做出一定的预示。在这里面很多都是被称之为传奇,但只有一个被人们尊崇为学问,那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对这句话进行研究的古人有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司马迁了。而他在利用大量笔墨,来描述鸿门宴这件事情时,更能体现出他对这句话的研究。

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刘邦只拥有10万人,项羽拥有的兵力足足是刘邦的四倍。如此巨大的兵力悬殊,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刘邦根本就没有赢的机会。但是,项羽的义父却多次告诫他说:“我观察刘邦这个人,都是呈现出龙虎的形态,并且还是色的。所以你一定要早早的将他除去,不然他会成为你前进路上的最大阻碍。”

其实想要研究天人之际,不仅要紧紧联合当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还必须要深入研究当时的人们,对于天的崇拜,也可以说是对神仙的崇拜。而董仲舒在《公羊春秋》中,所记录的关于天人之应的很多讨论与感悟,对司马迁关于历史的记录,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最开始的史料记载中,也有很多关于敬天的说法。而且后世很多世家对于《史记》中的文字解说,也经常会出现敬天常和严敬天威的说法。如果人们能够从真正意义上,理解古代社会对敬天的理念,自然就可以体会到,他们对生态和自然界的态度,以及对他们的珍视。如果深入研究,《韩诗外传》中关于“究天人之际”的说法,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研究,其实非常接近我们现在所重视的“环保问题”。

从以上的几个方面来看,司马迁对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言说。不仅带有一定程度上的历史文化意识,还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他关于历史的思考与记录,都是我们如今共同的财富。他所记录的每一个问题与见识,都值得后人去认真思考研究。虽然他因为在文化和立场上,与当时的统治者有着非常大的差异,还因此遭受了皇帝的惩罚。但是他对历史的看法研究以及记录,至今为止,仍对后人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而他对这句话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使得客观世界中的不可预测和可预测的界限,都变得不再清晰了。

从司马迁的观念来看,影响历史走向的不是人而是神,是神在主宰着这一切,而他的观念也使得历史中的一些事情,变得更加神秘模糊起来。但是,历史的研究是要从实际出发的,虽然历史上某些事情,会带有一定的神秘色,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历史就需要与神怪和灵异结合起来,这是违背了研究历史的本意的,历史是要有真实性的,不需要也不能加上自己想当然的想法。有自己的观点与想法固然是好的,但这不能强加在历史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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