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的起源和发展
婚姻制度起源是什么?
婚姻制度与人类的繁衍是息息相关的，随着一个文明的孕育与发展，婚姻制度从开始诞生到逐步完善，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我们翻阅古籍便可发现，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诞生出了一套完善的婚姻礼节，据《仪礼·士昏礼》所言，举行婚礼有以下六步：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我们今天便来谈谈婚姻制度的形成。
母系氏族与辈行婚
在远古时期，男女之间的交往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此时的情况是“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因为生育自己的母亲可以明确的知道，但与母亲发生关系的男子太多，父亲是谁实在难以考究。比如我们看《史记》上的记载就可以知道，商与周的祖先，都是因为母亲有奇遇而诞生：“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这就是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最好的例子，而简狄与姜原却都被说成帝喾的妃子，这其实只是个借口罢了。
在这个时代，人们或许没有婚姻这个概念。换而言之，即在男女分工合作的集体生活中，下一代是由集体抚养的，这大概便就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道理。我们可以试看先秦时期井田制，因为生产力低下而必须集体耕种；但等到铁制农具兴起使得生产力提高，个体有了独立的能力，井田制亦随之瓦解。邃古的情形或许就像是井田制一样，整个氏族在一起生活劳作，他们没有家庭这个概念，整个部落一起抚养下一代。
婚姻的起源和历史?
婚姻的起源与演变
原始人类并不需要婚姻，这跟今天的灵长动物是一样的，不必细说。后来有了氏族社会，采用的是集体群婚制，即一个氏族的男性或女性集体嫁到另一个氏族。这也是在进化过程中为了族群繁衍和防止乱伦导致族群退化而形成的一个习俗。再后来进入了私有制社会，才有了一对一或一对数的固定的夫妻关系，于是就产生了婚姻制度。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婚姻产生于私有制，所以它一直与人的财产关系密切相关。由于男子是私有制社会的主体，所以女子一直被看作男子的财产，于是多数古代社会是一夫多妻制。而且抢婚、买卖妻妾等现象也源于此。由于私有制的财产由于血缘关系中的男性继承，为了保证血缘的纯净，就有了“处女情结”和对女子性行为的严格约束。
当出现了部落和国家等社会组织之后，婚姻又成了一种筹码。从部族的通婚，到国家统治者之间的“联姻”，都是试图通过婚姻来达到目的。直到今天，婚姻仍被富豪家庭用于结盟和理顺财产继承关系。
至于在自然小农经济社会中，婚姻则是一种劳动的分工组合，即所谓“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而在现代社会中的老百姓，婚姻则是为了组成一个家庭，在满足人的正常生活需要的同时，承担为家族和社会养育后代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人的一种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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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起源即是对财产的保护。它是父系社会的产物，是把女人视作物，一种可供交换的财产。至于母系社会里的一些所谓的“走婚”等，并不是婚姻，只是人类繁衍的本能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情况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的选择。那时，多生下一个孩子，当然就多一份人类活下去的可能。女人因为生育而成为神祗，有权与想性交的任意一个男性发生关系，包括乱伦。“活下去”这三个字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了母系社会刚迈入父系社会时的性行为。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是按照供养关系，而不是血缘关系来决定是否发生性行为。但随着生产力的逐渐提高，人类学会狩猎与农耕，私有财产出现，保护财产成了首务之急，于是，婚姻出现，妻子成了丈夫的财产。一开始规矩还不严，婚姻还未能完全统治性，女人在婚前还可以有性行为，所以当时普遍有“杀首子”之风俗，以求保证血缘的纯净。到后来，婚姻完全统治了性，人类彻底迈入农业社会，任何一个女人的婚姻都已不能再由她自己说了算。女人已经完全沦为财产，她不仅是父母待价而沽的商品，也是某个男人即将购买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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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
婚姻的起源始于氏族群居时代，人类建立了最初的性关系禁规，对性行为加以规范。所以婚姻从一开始就具有约束和规范人们的性行为的功能。在现代社会一夫一妻的背景下，婚姻更成为保障性关系合法性和排他性的制度形式。
婚姻的起源
婚姻的起源来自于人类始祖女娲娘娘。
女娲是人类婚姻礼制的始祖母。女娲在民间社会有着崇高的地位，跟这一点有很大的关系。民间神话云：女娲造了很多泥人，他们在地上活蹦乱跳的，很可爱，但是，女娲发现一个麻烦——这些小泥人终会死去。上帝的麻烦是，亚当夏娃受到了蛇的引诱。而女娲的麻烦是，没有人引诱这些小泥人。女娲苦恼了一阵子，终于决定亲自上阵，引诱泥人——让他们结婚生子。女娲遂成为中国婚姻制度的鼻祖，或者说，中国史上的第一个媒婆，为此，中国古代史书称她为高媒。
婚姻的起源是什么
婚姻的词语解释为：嫁娶的事。嫁和娶都是对男和女结合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一种社会现象的表述。那么，婚姻的起源是什么呢?
人类的婚姻家庭形态是一个能动的历史因素，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自有人类至今，它大体经历了群婚和个体婚两大历史阶段。而在群婚之前，曾存在过一种与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关系时期。这是由当时人类(300万年前的猿人)的生存条件所决定的。那时猿人仅仅会使用石块和木棒，却面对严酷的生存竞争，他们得以生存的唯一优势就是群体的团结。因而唯有成功地排除了两性关系上的动物妒忌本能，才有可能实现自然界最伟大的进化——从猿到人的飞跃。
两性关系的这种极原始的状态，已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但在中外的神话传说中却不乏蛛丝马迹。《吕氏春秋·恃君览》中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埃及的神话说亚孟神做了自己母亲的丈夫;印度的神话也说婆罗门同自己的女儿萨拉伐斯匹配。而在公元前8世纪成书的古希腊的《神谱》中说：地母该亚与其子天神乌拉诺斯匹配，生下六男六女。几个文明古国的神话传说竟不约而同地反映出一幅人类先民的血亲杂交图景，应该说不是一种偶然巧合，而是人们对蛮荒之世的一种蒙眬的记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人开始产生一定的劳动分工，精力旺盛的青壮年经常外出采集、狩猎，有经验的老年人则留在住地打制石器，磨削骨器。这使年龄相当的同辈男女有经常接触的机会，从而逐渐排除了上下代之间的两性关系。这是对两性关系最初的限制，由它产生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种婚姻形态——群婚制。
最初的群婚是血缘群婚。其特征是实行血缘群体内的等辈通婚，而排除不同辈分之间的两性关系。即凡同辈的兄弟姐妹，也就是婚姻中的配偶。如我国汉、彝等族都传说自己是伏羲兄妹婚配传下的子孙。学术界普遍认为，血缘群婚存在于猿人阶段。当时的人类已能用火，以狩猎采集为生，过一种原始共产制的群居生活。人们的生活单位称为“血缘家族公社”，或称“血缘公社”。
人类婚姻家庭的进一步发展，是逐渐排除亲兄弟姐妹间的婚姻，继而逐渐排除一切母系血亲间的婚姻。即由血缘群婚(族内婚)，发展为氏族群婚(族外婚)。这一巨大的进步，导致人类的体质由猿人进化为智人;人类的社会组织也由血缘公社发展为母系氏族公社。
氏族外婚开始是两合群婚，即甲氏族的男子与乙氏族的女子匹配，反之亦然。但并非个体婚配，而是以氏族为单位的群体婚姻。氏族群婚的发展趋势是：通婚范围的逐步扩大和通婚对象的逐步缩小。一般是发展为环状联婚。此种婚制在澳洲、非洲和亚洲都有发现，它的本质是单向的姑舅表婚，即舅舅家的女儿必须嫁给姑母的儿子;姑家的女儿则绝不能返转回嫁给舅家为媳，因而需要三个以上的通婚集团才能构成这种婚制。我国景颇族的姑爷种、丈人种，就是环状联婚的遗制。
氏族外婚最终导致在群婚中孕育的对偶婚逐渐取代群婚制。当成对的偶居趋向稳定时，就意味着群婚已向对偶婚过渡。这种情况发生于母系氏族的晚期。但对偶婚尚处于群婚遗俗的包围之中，它是一种不稳定的个体婚，由配偶双方组成的对偶家庭也缺乏独立的经济生活，而仍然依附于母系家庭公社。即最初的对偶婚是男子出嫁，女子则娶进丈夫，并终身与自己的母系亲人居住在一起。对偶婚阶段，女子与男女一样有离婚权，再婚对双方都不困难。
对偶婚给家庭增添了一个新的成员：除生身的母亲之外，又确立了生身的父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的劳动在家庭经济中日益举足轻重，家长也逐渐由女性变为男性。而最具震撼性的变革是：由女娶男变为男娶女，进而变对偶婚为一夫一妻制，变母系制为父权制。
一夫一妻制出现之初，并非就与个体小家庭相联系，而是包含在由一个男性祖先的直系后裔组成的父系家族公社里。在生产进一步发展，剩余产品成为经常现象后，人类最初的阶级分化也随之发生。父系家庭公社遂演变为家长奴隶制家庭。此时妻子的地位便一落千丈，成为丈夫生儿育女的工具。男娶女嫁的一夫一妻制父系家庭遂成为普遍通行的婚姻形态并一直延续至今。
历史表明：在无阶级的原始社会，人类的婚姻家庭制度发生过许多巨大的变化，经历了从杂乱无序到血缘群婚、氏族群婚和对偶婚的发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两性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看是平等的。而自私有制的发展，颠覆了原始共产制并形成阶级社会以来，以男子为主体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以为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是古已有之的永恒现象。其实它不仅与人类的婚姻史大相径庭，与我国现实民族婚俗也相去甚远。如前所述，我国少数民族由于各自具体的历史条件有别，社会发展的程度也颇不平衡，致使各民族婚姻习俗异纷呈，从而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中富有情趣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般说我国绝大多数民族是实行男娶女嫁的一夫一妻制。同时，在一些民族中也有招赘婚。另外，在藏、普米、门巴、珞巴等民族中，有一妻多夫制和一夫多妻制，后者——一夫多妻制，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绝大多数民族中都广泛流行，它成为民族上层和富有者的特权，也是某些缺乏子嗣的家庭采取的补救性措施。但无论哪种情况，一夫多妻都意味着妇女已沦为生儿育女的工具。一夫多妻制除少数姐妹或母女共招一夫，从而出现母系承继外，多数情况是父子相承。
在保留原始公社遗制的独龙、怒、傈僳〔lisu栗粟〕、景颇、佤、鄂温克、鄂伦春、拉祜〔hu户〕等民族中，对偶婚和对偶家庭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尚未最终完成。对偶家庭原本是包容在母系的大家庭中，也有的延续到早期的父系大家庭。
云南宁蒗〔lang浪〕县永宁区的摩梭人，解放前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封建领主制，但由于历史发展的跳跃性——由母系氏族越过父系氏族和奴隶制，直接进入封建领主制，其家庭婚姻仍保留着男不婚、女不嫁的原始走访婚形态，其生产、生活单位也不是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而是纯粹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母系家族，它不包括男女成员的配偶。
母系家族是单系的血缘组织，一旦女子娶进丈夫，对偶家庭就产生了。同一个母系家族的若干对偶家庭，就组成为母系家庭公社。在云南拉祜族中，曾有过由25对配偶组成的庞大的母系家庭公社。
正是伴随着对偶家庭的产生，结婚仪式才应运而生。因为已经有必要向社会宣布，也要求社会尊重一个新家庭的诞生。而在走访婚状态下，人们举行了成年仪式，就自然地卷入婚姻生活，无所谓结婚或离异，更无需举行任何仪式。对偶家庭的结婚仪式还十分简单，拉祜族男子带着简单的农具出嫁到女方，就算举行了婚礼。彝族中的阿细人，男子随女子下地劳动，就表明他们的婚姻已经成立。有了结婚仪式，离异也就需要一定手续，开始同样是很简单的。傣族是由提出离异的一方给对方递一对蜡条。布朗族则是割断一根蜡条，或砍开一根木桩，就可以分道扬镳了。
在摩梭人、佤等许多民族中，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均伴随着由妻方居住改变为夫方居住，进而变母权制为父权制。这一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新兴的父权制与没落的母权制相互消长的过程中，产生出种种相互对立的习俗，如走婚与嫁娶;逃婚与抢婚;不落夫家与强迫坐家;婚前的性自由与审新娘等等。尽管母权制依赖传统的力量，对父权制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反抗，父权制无疑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在许多民族的民俗中留下了他们节节胜利的印记。诸如以改变命名的习惯来改变传统，独龙族和布朗族就在不远的过去，才变母与子女联名为父子联名。而在仡佬、壮、高山、傣等族的历史上，都出现过一种奇特的“产翁”风俗，即当妻子分娩后，丈夫立即爬上产床，以模仿妇女生育和哺乳的姿态，来表示婴儿确系己出。此种强化父子血缘关系的戏剧性手段，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曾发现。而普米族的“审新娘”和布依族的“戴假壳”习俗，则反映了父权对母系遗俗大兴问罪之师，不惜以强权逼使妇女就范。在父权制下，买卖婚、交换婚和转房婚等婚姻形态随之应运而生。
买卖婚多以聘礼的形式出现，原是男方对女方丧失一个成年劳力提供的补偿，后来与出身门第和女子的美丑巧拙联系起来，在一些民族中聘礼达到相当大的数额，使贫困的男子终身无力娶妻。用自身劳力来偿付妻子身价的服役婚或以姐妹换妻的交换婚是他们有限的选择。而对于统治阶级，婚姻是一种行为，是借新的联姻来扩大的机会，门当户对自然成为择偶的首要条件。
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妇女都已沦为交换和买卖的对象，她们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完全失去了自由婚姻的权利，只能任人摆布。即使丈夫亡故，她也是夫族的一笔动产，必须在夫族中“转房”而不允许外嫁。就是男子婚姻也取决于父母之命而没有自主权。
上述的诸种婚姻形态：由任意的走访婚到包办的买卖婚;由多偶制到一夫一妻制，这些在我国的民族婚俗中同时并存，加以各族婚俗的千姿百态，使我国的民族婚俗犹如一座风俗画的长廊，又好似一座有无数珍藏的博物馆。在这里我们将看到：有的民族婚恋自由，更多的则由父母包办;有的民族婚礼热烈而隆重，有的则不拜天地，也不入洞房;有的婚礼欢歌满堂，有的却哭声不断;有的男娶女，有的则女娶男。无论如何，各民族的婚姻习俗，都渗透着传统性、群众性，并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使之包含着鲜明的民族特点和乡土气息。透过民族的婚俗，将有可能从一个侧面了解社会历史的脉络。
我国各族的婚姻家庭形态都处于发展之中，在1949年以后，各民族的一夫一妻制都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改善，它还将继续发展，直至两性间实现真正的完全平等。
婚姻的起源是什么
婚姻的词语解释为：嫁娶的事。嫁和娶都是对男和女结合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一种社会现象的表述。那么，婚姻的起源是什么呢?
人类的婚姻家庭形态是一个能动的历史因素，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自有人类至今，它大体经历了群婚和个体婚两大历史阶段。而在群婚之前，曾存在过一种与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关系时期。这是由当时人类(300万年前的猿人)的生存条件所决定的。那时猿人仅仅会使用石块和木棒，却面对严酷的生存竞争，他们得以生存的唯一优势就是群体的团结。因而唯有成功地排除了两性关系上的动物妒忌本能，才有可能实现自然界最伟大的进化——从猿到人的飞跃。
两性关系的这种极原始的状态，已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但在中外的神话传说中却不乏蛛丝马迹。《吕氏春秋·恃君览》中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埃及的神话说亚孟神做了自己母亲的丈夫;印度的神话也说婆罗门同自己的女儿萨拉伐斯匹配。而在公元前8世纪成书的古希腊的《神谱》中说：地母该亚与其子天神乌拉诺斯匹配，生下六男六女。几个文明古国的神话传说竟不约而同地反映出一幅人类先民的血亲杂交图景，应该说不是一种偶然巧合，而是人们对蛮荒之世的一种蒙眬的记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人开始产生一定的劳动分工，精力旺盛的青壮年经常外出采集、狩猎，有经验的老年人则留在住地打制石器，磨削骨器。这使年龄相当的同辈男女有经常接触的机会，从而逐渐排除了上下代之间的两性关系。这是对两性关系最初的限制，由它产生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种婚姻形态——群婚制。
最初的群婚是血缘群婚。其特征是实行血缘群体内的等辈通婚，而排除不同辈分之间的两性关系。即凡同辈的兄弟姐妹，也就是婚姻中的配偶。如我国汉、彝等族都传说自己是伏羲兄妹婚配传下的子孙。学术界普遍认为，血缘群婚存在于猿人阶段。当时的人类已能用火，以狩猎采集为生，过一种原始共产制的群居生活。人们的生活单位称为“血缘家族公社”，或称“血缘公社”。
人类婚姻家庭的进一步发展，是逐渐排除亲兄弟姐妹间的婚姻，继而逐渐排除一切母系血亲间的婚姻。即由血缘群婚(族内婚)，发展为氏族群婚(族外婚)。这一巨大的进步，导致人类的体质由猿人进化为智人;人类的社会组织也由血缘公社发展为母系氏族公社。
氏族外婚开始是两合群婚，即甲氏族的男子与乙氏族的女子匹配，反之亦然。但并非个体婚配，而是以氏族为单位的群体婚姻。氏族群婚的发展趋势是：通婚范围的逐步扩大和通婚对象的逐步缩小。一般是发展为环状联婚。此种婚制在澳洲、非洲和亚洲都有发现，它的本质是单向的姑舅表婚，即舅舅家的女儿必须嫁给姑母的儿子;姑家的女儿则绝不能返转回嫁给舅家为媳，因而需要三个以上的通婚集团才能构成这种婚制。我国景颇族的姑爷种、丈人种，就是环状联婚的遗制。
氏族外婚最终导致在群婚中孕育的对偶婚逐渐取代群婚制。当成对的偶居趋向稳定时，就意味着群婚已向对偶婚过渡。这种情况发生于母系氏族的晚期。但对偶婚尚处于群婚遗俗的包围之中，它是一种不稳定的个体婚，由配偶双方组成的对偶家庭也缺乏独立的经济生活，而仍然依附于母系家庭公社。即最初的对偶婚是男子出嫁，女子则娶进丈夫，并终身与自己的母系亲人居住在一起。对偶婚阶段，女子与男女一样有离婚权，再婚对双方都不困难。
对偶婚给家庭增添了一个新的成员：除生身的母亲之外，又确立了生身的父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的劳动在家庭经济中日益举足轻重，家长也逐渐由女性变为男性。而最具震撼性的变革是：由女娶男变为男娶女，进而变对偶婚为一夫一妻制，变母系制为父权制。
一夫一妻制出现之初，并非就与个体小家庭相联系，而是包含在由一个男性祖先的直系后裔组成的父系家族公社里。在生产进一步发展，剩余产品成为经常现象后，人类最初的阶级分化也随之发生。父系家庭公社遂演变为家长奴隶制家庭。此时妻子的地位便一落千丈，成为丈夫生儿育女的工具。男娶女嫁的一夫一妻制父系家庭遂成为普遍通行的婚姻形态并一直延续至今。
历史表明：在无阶级的原始社会，人类的婚姻家庭制度发生过许多巨大的变化，经历了从杂乱无序到血缘群婚、氏族群婚和对偶婚的发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两性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看是平等的。而自私有制的发展，颠覆了原始共产制并形成阶级社会以来，以男子为主体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以为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是古已有之的永恒现象。其实它不仅与人类的婚姻史大相径庭，与我国现实民族婚俗也相去甚远。如前所述，我国少数民族由于各自具体的历史条件有别，社会发展的程度也颇不平衡，致使各民族婚姻习俗异纷呈，从而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中富有情趣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般说我国绝大多数民族是实行男娶女嫁的一夫一妻制。同时，在一些民族中也有招赘婚。另外，在藏、普米、门巴、珞巴等民族中，有一妻多夫制和一夫多妻制，后者——一夫多妻制，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绝大多数民族中都广泛流行，它成为民族上层和富有者的特权，也是某些缺乏子嗣的家庭采取的补救性措施。但无论哪种情况，一夫多妻都意味着妇女已沦为生儿育女的工具。一夫多妻制除少数姐妹或母女共招一夫，从而出现母系承继外，多数情况是父子相承。
在保留原始公社遗制的独龙、怒、傈僳〔lisu栗粟〕、景颇、佤、鄂温克、鄂伦春、拉祜〔hu户〕等民族中，对偶婚和对偶家庭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尚未最终完成。对偶家庭原本是包容在母系的大家庭中，也有的延续到早期的父系大家庭。
云南宁蒗〔lang浪〕县永宁区的摩梭人，解放前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封建领主制，但由于历史发展的跳跃性——由母系氏族越过父系氏族和奴隶制，直接进入封建领主制，其家庭婚姻仍保留着男不婚、女不嫁的原始走访婚形态，其生产、生活单位也不是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而是纯粹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母系家族，它不包括男女成员的配偶。
母系家族是单系的血缘组织，一旦女子娶进丈夫，对偶家庭就产生了。同一个母系家族的若干对偶家庭，就组成为母系家庭公社。在云南拉祜族中，曾有过由25对配偶组成的庞大的母系家庭公社。
正是伴随着对偶家庭的产生，结婚仪式才应运而生。因为已经有必要向社会宣布，也要求社会尊重一个新家庭的诞生。而在走访婚状态下，人们举行了成年仪式，就自然地卷入婚姻生活，无所谓结婚或离异，更无需举行任何仪式。对偶家庭的结婚仪式还十分简单，拉祜族男子带着简单的农具出嫁到女方，就算举行了婚礼。彝族中的阿细人，男子随女子下地劳动，就表明他们的婚姻已经成立。有了结婚仪式，离异也就需要一定手续，开始同样是很简单的。傣族是由提出离异的一方给对方递一对蜡条。布朗族则是割断一根蜡条，或砍开一根木桩，就可以分道扬镳了。
在摩梭人、佤等许多民族中，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均伴随着由妻方居住改变为夫方居住，进而变母权制为父权制。这一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新兴的父权制与没落的母权制相互消长的过程中，产生出种种相互对立的习俗，如走婚与嫁娶;逃婚与抢婚;不落夫家与强迫坐家;婚前的性自由与审新娘等等。尽管母权制依赖传统的力量，对父权制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反抗，父权制无疑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在许多民族的民俗中留下了他们节节胜利的印记。诸如以改变命名的习惯来改变传统，独龙族和布朗族就在不远的过去，才变母与子女联名为父子联名。而在仡佬、壮、高山、傣等族的历史上，都出现过一种奇特的“产翁”风俗，即当妻子分娩后，丈夫立即爬上产床，以模仿妇女生育和哺乳的姿态，来表示婴儿确系己出。此种强化父子血缘关系的戏剧性手段，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曾发现。而普米族的“审新娘”和布依族的“戴假壳”习俗，则反映了父权对母系遗俗大兴问罪之师，不惜以强权逼使妇女就范。在父权制下，买卖婚、交换婚和转房婚等婚姻形态随之应运而生。
买卖婚多以聘礼的形式出现，原是男方对女方丧失一个成年劳力提供的补偿，后来与出身门第和女子的美丑巧拙联系起来，在一些民族中聘礼达到相当大的数额，使贫困的男子终身无力娶妻。用自身劳力来偿付妻子身价的服役婚或以姐妹换妻的交换婚是他们有限的选择。而对于统治阶级，婚姻是一种行为，是借新的联姻来扩大的机会，门当户对自然成为择偶的首要条件。
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妇女都已沦为交换和买卖的对象，她们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完全失去了自由婚姻的权利，只能任人摆布。即使丈夫亡故，她也是夫族的一笔动产，必须在夫族中“转房”而不允许外嫁。就是男子婚姻也取决于父母之命而没有自主权。
上述的诸种婚姻形态：由任意的走访婚到包办的买卖婚;由多偶制到一夫一妻制，这些在我国的民族婚俗中同时并存，加以各族婚俗的千姿百态，使我国的民族婚俗犹如一座风俗画的长廊，又好似一座有无数珍藏的博物馆。在这里我们将看到：有的民族婚恋自由，更多的则由父母包办;有的民族婚礼热烈而隆重，有的则不拜天地，也不入洞房;有的婚礼欢歌满堂，有的却哭声不断;有的男娶女，有的则女娶男。无论如何，各民族的婚姻习俗，都渗透着传统性、群众性，并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使之包含着鲜明的民族特点和乡土气息。透过民族的婚俗，将有可能从一个侧面了解社会历史的脉络。
我国各族的婚姻家庭形态都处于发展之中，在1949年以后，各民族的一夫一妻制都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改善，它还将继续发展，直至两性间实现真正的完全平等。
婚姻的起源与演变?
婚姻的起源
早期的人类社会，即原始社会，与动物的群居没有本质上的分别，不存在固定的夫妻关系，更毋庸提婚姻关系。雌雄之间的交配，完全是随意性和随机性，只是自然生存法则的一部分。雄性之间对雌性的争夺，是自然间优胜劣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更强壮的雄性，才可能有机会将自己的基因繁衍延续生存下去。这一阶段雌雄之间的关系，只具有自然属性，没有社会属性。
随着人类的进一步进化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以游猎为生的人类群体，开始形成以部落为主要形式的社会组织。各个部落之间，因为各种资源的争夺，经常会有争斗，胜利的一方，常常将失败一方的女性，掠夺为战争的胜利品。抢劫得来的女人，就成为了胜利一方男性的私有“财产”，成为了有主之“物”，男人就会时时守护，不允许其他男人侵犯。这一阶段的男女之交，才具有了固定性和专属性，慢慢发展，就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男女关系，这就是夫妻关系的雏形。
随着经济社会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和进步，随着社会财富的逐步丰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社会属性的需求逐步取代自然属性的需求。一是为防止近亲之间的繁衍后代，提升后代因素质量的需求；二是为减少男性之间为争夺异性，而普遍发生争斗和冲突的流血事件以及战争，维护社会组织的稳定和和谐的需求；三是为维护最基础的社会单元即家庭的相对稳定，从而维持社会组织的相对稳定的需求。基于以上三种需求，维系固定夫妻关系的制度应运而生，这就是婚姻制度。通过婚姻制度，来约束男女婚配的对象，以及婚配之后男女的归属性，以此来杜绝男性为争夺女性而产生的各种争斗以及各种不稳定的社会因素。所以，婚姻制度的本质，是维系相对固定的男女关系，有序而不乱夫妻关系的重要原则。在古代，淫与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据《诗—雄雌序疏》中的说法，“淫”不为大恶，“乱”则是鸟兽行，曰禽兽行，在诛绝之科也。
聘礼的由来
聘礼，延续了几千年，如今仍然是婚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存在意义与当时已经截然不同。在社会生产非常不发达的先秦社会，男性是家庭组织的主宰，女性是男性的从属品。所以，女性一旦出嫁，就基本上成为了男方的家庭“私产”，所以在出嫁前，男方必须给予女方家庭一定的经济补偿，这就是聘礼最开始的本意。《曲礼》中“女子许嫁缨。”中的“缨”，即贝与皮，贝与皮都是古代的钱币。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曲礼》）。婚姻六礼中，纳征或纳币，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也足已说明聘礼在婚姻之中的重要地位。
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特别是进入封建社会之后，聘礼更多的成为了婚礼的一种过程和形式，而不再是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的一种补偿。甚至反过来，许多男性通过婚姻，获得大量女方家庭的资助，有些人还因此改变命运。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之后，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仍然给予司马相如百余名仆人、数百万钱币和大量的财物。
秦朝末年的名士张耳和陈余，也都是因为娶了娘家很有钱势的老婆，得到了娘家的资助，才开始显贵。 张耳娶了有钱人家的女儿后，从贫困中摆脱出来，以老婆娘家的金钱支持广泛交游，广招宾客，后来做了魏国外黄的县令，名声日益显现。陈余，也是娶了当地一位有钱人公乘氏的女儿，公乘氏资助他学习游历，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增长了见识才干。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本质
封建社会的婚姻，崇尚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门当户对。男女婚姻，当事人的男女双方，不能自主，结婚前连面都见不上，完全是听凭父母做主。父母考察好了之后，再请媒婆上门提亲。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中，父母首要考虑是门当户对，主要还是对方的经济实力，能不能付得起聘礼，能不能有助于婆家的家业，之后才会考虑婆家风门庭。帝皇之家，儿女的婚姻，考虑的是联姻，是否有助于自家的江山永固；诸侯将相之家，儿女的婚姻，考虑的是对方的家族实力，是否有助于乘势借力；平常人家，儿女的婚姻，考虑的也是经济实力和未来可能的前途。
至于男女双方的性格是否合拍，容貌是否相悦，将来生活是否和谐，则基本不在考虑之列。秦末的陈平，仪表堂堂、温润如玉，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大帅哥，而且学识非凡，才华横溢，却仅仅是因为家里贫穷，拿不出聘礼钱，所以老大年纪了仍然找不到老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