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的历史发展过程
婚姻家庭制度的历史与发展
人类两性、血缘关系进步到社会制度范畴的婚姻家庭，是一个复杂、曲折、漫长的历史过程。作为社会制度组成部分的婚姻家庭制度，是以各种具体的历史形态存在于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的。总的说来，婚姻家庭制度的历史类型和社会制度的历史类型是一致的。我们通常以经济基础的类型作为划分婚姻家庭制度的历史类型的基本依据。
原始社会早期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前婚姻时代，那时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结成规模不大的群体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在群体内部，男女成员在两性方面是没有任何限制的。随着原始社会的缓慢发展，从最初的那种无限制的两性关系中逐渐演变出群婚制的各种形态。从广义的婚姻家庭的概念的意义上说，群婚制的出现标志着婚姻家庭制度的产生，可将婚姻家庭制度分为群婚制、对偶婚制和一夫一妻制三种历史形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另外，恩格斯还对未来的婚姻家庭制度作了科学的预见，断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后，必将出现与新的时代相适应的，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真正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 （一）群婚制
根据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提出的婚姻家庭进化模式,群婚制划分为血缘群婚制和亚血缘群婚制两个阶段。
1、血缘群婚制
2、亚血缘群婚制
（二）对偶婚制
是在母系氏族中的婚姻制度，孩子随母亲姓、和母亲所在氏族居住在一起。
（三）一夫一妻制
一夫一妻制， 又称个体婚制,是指根据一定社会规范的要求, 一男一女结为夫妻,任何人在同一时间内不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配偶的婚姻制度。
婚姻的发展历程
古人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根据史书记载，人类在最初，男女之间是没有什么禁令的，其后社会渐渐有了组织，有了长幼的辈分之别，同辈男女可以为婚，异辈不能为婚，更进一些则亲族之间的婚姻开始限制，开始是施诸同母系的兄弟姊妹不能结婚，后到到凡同母系的兄弟姊妹都不能结婚，社会就变成了氏族了。
此时异氏族之间男女仍是成群的，此一群男可为彼一群女之夫，彼群之女可为此群之妻，没有所谓的个别夫妇，就造成了繁衍混乱的局面，于是就禁令愈繁，然后一个男子有一个正妻，一个女子有一个正夫，但不是不许与其他的男女发生关系，而且夫妻也不必同居，而后，夫妻必须同居，成为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制，后来就变成了现在的家庭了。
人类的发展变化源于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变化，早期的人们以游猎为主以部落群居生活，因为本部族的女子少，所以女子变成掠夺的对象，家庭的起源也是由于女子的奴役，他们的需要是建立在两性分工经济的原因之上，后来由于游猎逐渐转变为畜牧和农业，最初是由女子承担，后逐渐发达，成为生活的必资，此时经济的主权掌握在女子之手，土田，房屋，农具都归女子所有，所以本部族的人不愿意女子出嫁，所以女子与男子结婚，男子不得不入居女子的族中，地位成为附属品，女子有有组织，男子没有组织，很多公务都由女操持做主，这时为女子的黄金时期，但后来由于男子的劳动力逐渐大于女子，又变为男子为主，女子为辅。
由于经济的增长，个人的私产逐渐兴起，有才便有权利，男子不愿在女子氏族做苦，所以要用钱财来抵押，女子从服务婚变成了买卖婚，女子的地位又下降了。
后来，社会有了组织，是为了应付环境的变化，年龄的区别大于两性的区别，因为文化的影响，这样的区别才渐渐转变，此时婚姻的禁例也开始于此，后来以血统区别了，违反者称之为乱伦，有血缘关系的不能结婚，也成为同姓之人不能结婚。
古代，结婚的礼节上，在结婚三个月之后才算正是成立，若在三个月之内分离，算婚姻还未完成，也不得离婚。
在家族制度全盛时期，婚姻的本质是为了家族的打算，所以结婚的权利全权由父母说得算，也可见妇女成为家庭的奴隶是不可避免的。
“养儿防老”实际是用在古代的，所谓的家庭实际上是为了抚养老人，教育孩子的职责。
再观今天的婚姻，男子每日辛勤工作，不能够赡养自己的家庭，女子整日操持家务不能够把每件事做到位，然而现在的女性更独立更有思想了，她们也不会因为家庭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和梦想，不想为了家庭而牺牲自己，这大概是人们都不愿结婚的原因吧！
而到今天婚姻的发展仍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而变化，有变化的不好，有变化的好，但最终还是会延续下去成为另一种不同。
婚姻的起源是什么
婚姻的词语解释为：嫁娶的事。嫁和娶都是对男和女结合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一种社会现象的表述。那么，婚姻的起源是什么呢?
人类的婚姻家庭形态是一个能动的历史因素，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自有人类至今，它大体经历了群婚和个体婚两大历史阶段。而在群婚之前，曾存在过一种与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关系时期。这是由当时人类(300万年前的猿人)的生存条件所决定的。那时猿人仅仅会使用石块和木棒，却面对严酷的生存竞争，他们得以生存的唯一优势就是群体的团结。因而唯有成功地排除了两性关系上的动物妒忌本能，才有可能实现自然界最伟大的进化——从猿到人的飞跃。
两性关系的这种极原始的状态，已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但在中外的神话传说中却不乏蛛丝马迹。《吕氏春秋·恃君览》中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埃及的神话说亚孟神做了自己母亲的丈夫;印度的神话也说婆罗门同自己的女儿萨拉伐斯匹配。而在公元前8世纪成书的古希腊的《神谱》中说：地母该亚与其子天神乌拉诺斯匹配，生下六男六女。几个文明古国的神话传说竟不约而同地反映出一幅人类先民的血亲杂交图景，应该说不是一种偶然巧合，而是人们对蛮荒之世的一种蒙眬的记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人开始产生一定的劳动分工，精力旺盛的青壮年经常外出采集、狩猎，有经验的老年人则留在住地打制石器，磨削骨器。这使年龄相当的同辈男女有经常接触的机会，从而逐渐排除了上下代之间的两性关系。这是对两性关系最初的限制，由它产生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种婚姻形态——群婚制。
最初的群婚是血缘群婚。其特征是实行血缘群体内的等辈通婚，而排除不同辈分之间的两性关系。即凡同辈的兄弟姐妹，也就是婚姻中的配偶。如我国汉、彝等族都传说自己是伏羲兄妹婚配传下的子孙。学术界普遍认为，血缘群婚存在于猿人阶段。当时的人类已能用火，以狩猎采集为生，过一种原始共产制的群居生活。人们的生活单位称为“血缘家族公社”，或称“血缘公社”。
人类婚姻家庭的进一步发展，是逐渐排除亲兄弟姐妹间的婚姻，继而逐渐排除一切母系血亲间的婚姻。即由血缘群婚(族内婚)，发展为氏族群婚(族外婚)。这一巨大的进步，导致人类的体质由猿人进化为智人;人类的社会组织也由血缘公社发展为母系氏族公社。
氏族外婚开始是两合群婚，即甲氏族的男子与乙氏族的女子匹配，反之亦然。但并非个体婚配，而是以氏族为单位的群体婚姻。氏族群婚的发展趋势是：通婚范围的逐步扩大和通婚对象的逐步缩小。一般是发展为环状联婚。此种婚制在澳洲、非洲和亚洲都有发现，它的本质是单向的姑舅表婚，即舅舅家的女儿必须嫁给姑母的儿子;姑家的女儿则绝不能返转回嫁给舅家为媳，因而需要三个以上的通婚集团才能构成这种婚制。我国景颇族的姑爷种、丈人种，就是环状联婚的遗制。
氏族外婚最终导致在群婚中孕育的对偶婚逐渐取代群婚制。当成对的偶居趋向稳定时，就意味着群婚已向对偶婚过渡。这种情况发生于母系氏族的晚期。但对偶婚尚处于群婚遗俗的包围之中，它是一种不稳定的个体婚，由配偶双方组成的对偶家庭也缺乏独立的经济生活，而仍然依附于母系家庭公社。即最初的对偶婚是男子出嫁，女子则娶进丈夫，并终身与自己的母系亲人居住在一起。对偶婚阶段，女子与男女一样有离婚权，再婚对双方都不困难。
对偶婚给家庭增添了一个新的成员：除生身的母亲之外，又确立了生身的父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的劳动在家庭经济中日益举足轻重，家长也逐渐由女性变为男性。而最具震撼性的变革是：由女娶男变为男娶女，进而变对偶婚为一夫一妻制，变母系制为父权制。
一夫一妻制出现之初，并非就与个体小家庭相联系，而是包含在由一个男性祖先的直系后裔组成的父系家族公社里。在生产进一步发展，剩余产品成为经常现象后，人类最初的阶级分化也随之发生。父系家庭公社遂演变为家长奴隶制家庭。此时妻子的地位便一落千丈，成为丈夫生儿育女的工具。男娶女嫁的一夫一妻制父系家庭遂成为普遍通行的婚姻形态并一直延续至今。
历史表明：在无阶级的原始社会，人类的婚姻家庭制度发生过许多巨大的变化，经历了从杂乱无序到血缘群婚、氏族群婚和对偶婚的发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两性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看是平等的。而自私有制的发展，颠覆了原始共产制并形成阶级社会以来，以男子为主体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以为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是古已有之的永恒现象。其实它不仅与人类的婚姻史大相径庭，与我国现实民族婚俗也相去甚远。如前所述，我国少数民族由于各自具体的历史条件有别，社会发展的程度也颇不平衡，致使各民族婚姻习俗异纷呈，从而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中富有情趣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般说我国绝大多数民族是实行男娶女嫁的一夫一妻制。同时，在一些民族中也有招赘婚。另外，在藏、普米、门巴、珞巴等民族中，有一妻多夫制和一夫多妻制，后者——一夫多妻制，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绝大多数民族中都广泛流行，它成为民族上层和富有者的特权，也是某些缺乏子嗣的家庭采取的补救性措施。但无论哪种情况，一夫多妻都意味着妇女已沦为生儿育女的工具。一夫多妻制除少数姐妹或母女共招一夫，从而出现母系承继外，多数情况是父子相承。
在保留原始公社遗制的独龙、怒、傈僳〔lisu栗粟〕、景颇、佤、鄂温克、鄂伦春、拉祜〔hu户〕等民族中，对偶婚和对偶家庭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尚未最终完成。对偶家庭原本是包容在母系的大家庭中，也有的延续到早期的父系大家庭。
云南宁蒗〔lang浪〕县永宁区的摩梭人，解放前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封建领主制，但由于历史发展的跳跃性——由母系氏族越过父系氏族和奴隶制，直接进入封建领主制，其家庭婚姻仍保留着男不婚、女不嫁的原始走访婚形态，其生产、生活单位也不是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而是纯粹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母系家族，它不包括男女成员的配偶。
母系家族是单系的血缘组织，一旦女子娶进丈夫，对偶家庭就产生了。同一个母系家族的若干对偶家庭，就组成为母系家庭公社。在云南拉祜族中，曾有过由25对配偶组成的庞大的母系家庭公社。
正是伴随着对偶家庭的产生，结婚仪式才应运而生。因为已经有必要向社会宣布，也要求社会尊重一个新家庭的诞生。而在走访婚状态下，人们举行了成年仪式，就自然地卷入婚姻生活，无所谓结婚或离异，更无需举行任何仪式。对偶家庭的结婚仪式还十分简单，拉祜族男子带着简单的农具出嫁到女方，就算举行了婚礼。彝族中的阿细人，男子随女子下地劳动，就表明他们的婚姻已经成立。有了结婚仪式，离异也就需要一定手续，开始同样是很简单的。傣族是由提出离异的一方给对方递一对蜡条。布朗族则是割断一根蜡条，或砍开一根木桩，就可以分道扬镳了。
在摩梭人、佤等许多民族中，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均伴随着由妻方居住改变为夫方居住，进而变母权制为父权制。这一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新兴的父权制与没落的母权制相互消长的过程中，产生出种种相互对立的习俗，如走婚与嫁娶;逃婚与抢婚;不落夫家与强迫坐家;婚前的性自由与审新娘等等。尽管母权制依赖传统的力量，对父权制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反抗，父权制无疑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在许多民族的民俗中留下了他们节节胜利的印记。诸如以改变命名的习惯来改变传统，独龙族和布朗族就在不远的过去，才变母与子女联名为父子联名。而在仡佬、壮、高山、傣等族的历史上，都出现过一种奇特的“产翁”风俗，即当妻子分娩后，丈夫立即爬上产床，以模仿妇女生育和哺乳的姿态，来表示婴儿确系己出。此种强化父子血缘关系的戏剧性手段，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曾发现。而普米族的“审新娘”和布依族的“戴假壳”习俗，则反映了父权对母系遗俗大兴问罪之师，不惜以强权逼使妇女就范。在父权制下，买卖婚、交换婚和转房婚等婚姻形态随之应运而生。
买卖婚多以聘礼的形式出现，原是男方对女方丧失一个成年劳力提供的补偿，后来与出身门第和女子的美丑巧拙联系起来，在一些民族中聘礼达到相当大的数额，使贫困的男子终身无力娶妻。用自身劳力来偿付妻子身价的服役婚或以姐妹换妻的交换婚是他们有限的选择。而对于统治阶级，婚姻是一种行为，是借新的联姻来扩大的机会，门当户对自然成为择偶的首要条件。
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妇女都已沦为交换和买卖的对象，她们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完全失去了自由婚姻的权利，只能任人摆布。即使丈夫亡故，她也是夫族的一笔动产，必须在夫族中“转房”而不允许外嫁。就是男子婚姻也取决于父母之命而没有自主权。
上述的诸种婚姻形态：由任意的走访婚到包办的买卖婚;由多偶制到一夫一妻制，这些在我国的民族婚俗中同时并存，加以各族婚俗的千姿百态，使我国的民族婚俗犹如一座风俗画的长廊，又好似一座有无数珍藏的博物馆。在这里我们将看到：有的民族婚恋自由，更多的则由父母包办;有的民族婚礼热烈而隆重，有的则不拜天地，也不入洞房;有的婚礼欢歌满堂，有的却哭声不断;有的男娶女，有的则女娶男。无论如何，各民族的婚姻习俗，都渗透着传统性、群众性，并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使之包含着鲜明的民族特点和乡土气息。透过民族的婚俗，将有可能从一个侧面了解社会历史的脉络。
我国各族的婚姻家庭形态都处于发展之中，在1949年以后，各民族的一夫一妻制都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改善，它还将继续发展，直至两性间实现真正的完全平等。
婚姻的婚姻发展史
▲婚姻的起源
原始人类并不需要婚姻，这跟今天的灵长动物是一样的，不必细说。后来有了氏族社会，采用的是集体群婚制，即一个氏族的男性或女性集体嫁到另一个氏族。这也是在进化过程中为了族群繁衍和防止乱伦导致族群退化而形成的一个习俗。再后来进入了私有制社会，才有了一对一或一对数的固定的夫妻关系，于是就产生了婚姻制度。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婚姻产生于私有制，所以它一直与人的财产关系密切相关。由于男子是私有制社会的主体，所以女子一直被看作男子的财产，于是多数古代社会是一夫多妻制。而且抢婚、买卖妻妾等现象也源于此。由于私有制的财产由于血缘关系中的男性继承，为了保证血缘的纯净，就有了“处女情结”和对女子性行为的严格约束。
当出现了部落和国家等社会组织之后，婚姻又成了一种筹码。从部族的通婚，到国家统治者之间的“联姻”，都是试图通过婚姻来达到目的。直到今天，婚姻仍被富豪家庭用于结盟和理顺财产继承关系。
至于在自然小农经济社会中，婚姻则是一种劳动的分工组合，即所谓“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而在现代社会中的老百姓，婚姻则是为了组成一个家庭，在满足人的正常生活需要的同时，承担为家族和社会养育后代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人的一种归宿。
婚姻的起源即是对财产的保护。它是父系社会的产物，是把女人视作物，一种可供交换的财产。至于母系社会里的一些所谓的“走婚”等，并不是婚姻，只是人类繁衍的本能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情况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的选择。那时，多生下一个孩子，当然就多一份人类活下去的可能。女人因为生育而成为神祗，有权与想性交的任意一个男性发生关系，包括乱伦。“活下去”这三个字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了母系社会刚迈入父系社会时的性行为。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是按照供养关系，而不是血缘关系来决定是否发生性行为。但随着生产力的逐渐提高，人类学会狩猎与农耕，私有财产出现，保护财产成了首务之急，于是，婚姻出现，妻子成了丈夫的财产。一开始规矩还不严，婚姻还未能完全统治性，女人在婚前还可以有性行为，所以当时普遍有“杀首子”之风俗，以求保证血缘的纯净。到后来，婚姻完全统治了性，人类彻底迈入农业社会，任何一个女人的婚姻都已不能再由她自己说了算。女人已经完全沦为财产，她不仅是父母待价而沽的商品，也是某个男人即将购买的财产。
▲婚姻的演变
在人类社会中，婚姻不是自始存在的，永恒不变的，它经历了复杂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它经过最初的杂乱两性关系发展到原始禁忌、习惯、道德和法律加以确认和调整以后，产生了对人们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从而形成了人类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婚姻的演变过程分为几个阶段：1、前婚姻时代的血缘团体。即同一原始群体内的男女，在两性关系方面是杂乱的，没有任何限制。不仅在兄弟姐妹间，而且在父母子女直系血亲间都没有禁忌。这一时期存在于人类最初数以百万年计的漫长时代。2、群婚制。随着原始社会不断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人类从最初毫无限制的两性关系中，逐渐演进为各种群婚制的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开始形成了最初的婚姻制度。群婚制，指一群男子和一群女子互为夫妻的婚姻形式。最大的特征在于，两性关系受到一定范围的血缘关系的限制。期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先经历了血缘群婚制，排除了直系血亲间的两性关系，即不同辈分的男女间不得结婚；再经历了亚血缘群婚制，排除了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通婚。这从而引起了母系氏族的产生，使人类婚姻由族内婚向族外婚发展。3、对偶婚制。指一男一女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过着相对稳定的配偶生活的婚姻形式。即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一个女子在许多丈夫中有一个主夫。其产生于原始社会晚期。是从群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形态，从血缘结构上为父系氏族和一夫一妻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现居住在云南泸沽湖畔的摩梭人，其带有神秘色的“走婚”，其实就是对偶婚的开残留形态。4、一夫一妻制。指一男一女结为夫妻的婚姻制度。它既不是自然选择规律作用的结果，也不是男女性爱的结果，而是私有制确立的必然结果。形成了以男子为中心的婚姻家庭。它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过程，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四个历史时期。
中国古代门第婚姻的历史演变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通过夏、商、周三代，尤其是通过周代，基本上建立与固定下来，而到了秦、汉时期，则有进一步的发展。
一、婚龄
古人是主张晚婚的，认为一定要等性功能健全和发育成熟才能结婚。上一章虽述及《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女子二七天癸至，即十四岁始来月经；男子二八天癸至，即十六岁才开始遗精，如果这时“阴阳和”（即性交），则可能有子。但是这时性功能并未完全发育成熟，还没有进入合适的婚龄。女子要等到三
七二十一岁，始能“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男子要等到三八二十四岁，才能“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而长极”。所谓“肾气平均”，就是指性器官和性功能得到了均衡、正常的发展，性器官和性功能都比较成熟；所谓“真牙生而长极”，指人的最后一颗牙齿“尽头牙”长出，也表示人的身体已完全发育成熟。
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许多古代书籍中都提出过这个问题，在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的许多学术书籍及医书中也强调这一点。
但是，到了汉朝，这“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的理论在实践中受到了一些冲击，有一些行不通了。例如《论衡·齐世篇》中说：“《礼》虽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张设，未必举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
这种状况和封建社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男子早娶则家中较早地增添劳动力，似对发展一家一户的生产有好处；另外，封建的宗法制度十分重视子嗣，早娶则可能早得子、“早得福”。所以，虽然有些有识之士反对这种早婚现象，但收效不大。例如，汉朝有个学者叫王吉的说：“夫
妇，人伦大纲，天寿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
社会生活中有许多现象、民间有许多做法都源自经济发展需要，它是一些十分现实的问题，带有很强的现实性；而科学理论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带有很强的预见性。预见与现实之间往往有矛盾。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都会遇到这类问题。对此，固然一方面要教育，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经济上彻底解决，这当然不是一朝
一夕的事了。
汉代早婚现象的兴起，王室与民间皆然。查考《汉书》、《后汉书》，男子从十五岁至十八岁初婚者都有。如《后汉书·灵帝记》：“建宁四年四月癸丑，立贵人宋氏为皇后。”灵帝于建宁元年即位，年十二，那么结婚时年十五。《后汉书·桓帝记》：“建和元年秋七月乙未，立皇后梁氏。”桓帝是十五岁即位的，结婚那
年应为十六岁。《隶释》十五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云：“收从孙，即广延，立以为后。年十八，娶妇徐氏。”
查考《汉书》、《后汉书》，女子出嫁从十三岁到十九岁的都有。如《后汉书·昭德马皇后纪》：“后从兄严不胜忧愤，白太夫人绝窦氏婚，求进女掖庭，由是选入太子宫，时年十三。”《汉书·外戚传》：“宣帝求得外祖母王媪。王媪家本涿郡蠡吾平乡，年十四，嫁为同乡王更得妻。”《后汉书·曹世叔妻传》：“作女
诫七篇，其辞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古诗《孔雀东南飞》：“十七嫁为妇，心中常苦悲。”《后汉书·光烈阴皇后传》：“更始元年六月，遂纳后于宛成当里，时年十九。”
需要提出的是，古人所统计的年龄，按中国旧俗为虚岁，即刚诞生就算一岁，诞生满一年即为两岁，所以实足年龄比上述的还要减去一岁。
男子相配，大率以男稍长于女为常。如《汉书·霍光传》：“光长女为桀（上官桀）子安妻，有女，年与帝（昭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盖内安女后宫，为婕妤，数月，立为皇后。”又《汉书·外戚·孝昭上官后传》：“昭帝始立，年八岁，安女入为婕妤，月余，遂立为皇后，年甫六岁。”这两段是说明了男女相差两岁，是为 “相配”。民间也是如此，《后汉书·循吏·任延传》：“洛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龄相配，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
二、婚姻途径
在秦、汉、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由于距上古时期还不算很远，男婚女嫁还有一定的自主权，但父母之命已日益加强，夏、商、周时代那种在有的节日里“奔者不禁”之俗在汉民族中已基本绝迹了。
在《汉书》与《后汉书》上记载了这样几件事：《汉书·张耳传》：“外黄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父客谓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请决嫁之。女家厚俸给耳。”
《后汉书·梁鸿传》：“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聘之。”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外黄富人之女尽管是他人建议，自己决定，但总是表明了对婚姻有一定的自主权。孟光之嫁梁鸿，不惟有眼光，而且是完全自主的。这种自主程度， 在宋， 明以后很少见了，即使有，也会受社会打击，被斥为“放荡”、“不规”、“有悖礼法”，而在汉代，还是时人异之，时人贤之的。
当然，以上这种现象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从秦、汉起，婚姻由父母决定，已逐渐演变为事物的主要方面。《后汉书·戴良传》：“良五女并贤，每有求姻，辄便许嫁。”这个父亲有支配女儿婚事之权，对外也比较好说话。可是也有不好说话的父母，如《汉书·淮阳宪王传》：“赵王复使人顾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许。”
《魏志·王粲传》：“粲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进以谦名公之胄，欲与为婚，见其二子，使择焉，谦弗许。”有时，长辈对子女亲事的看法有矛盾，但归根结蒂，儿女亲事还是取决于长辈。如《汉书·孝宣许后传》：“时许广汉有女平君，年十四五，当为内孝令欧侯氏子妇。临当入，欧侯氏子死。其母将行卜相，言当大贵，母独喜。张贺闻许啬夫有女，乃置酒请之，酒酣，为言：‘曾孙体近，下人乃关内侯，可妻也！”广汉许诺。明日，妪闻之，怒。广汉重令为介，遂与曾孙。”再如汉高祖刘邦当初娶吕后，也有类似情况。吕后的父亲吕公看到刘邦的相貌，很敬重刘邦，说自己相人多了，没有人能及得上刘邦，要把女儿嫁给他。可是妻子吕媪发火了，她责问吕公说：“你一直说我们的女儿要嫁个贵人，沛县县令来求婚，你都不同意，怎么许给了刘邦这个小子？”吕公说：“这种事女人不懂。”结果还是将女儿嫁给了刘邦。
有时，男女的婚姻还由别的亲属插手干预决定，当然这种亲属要比父母更权威。例如汉朝的陈平年轻时娶不起妻，户牖有个富人叫张负的，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陈平，感到陈平相貌很好，气度也了不起，于是就要把孙女许给他。这个孙女命不好，嫁一个丈夫死一个丈夫，共五次。可是，张负的儿子不同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
陈平，说陈平穷，又不干什么正事，县里不少人看不其他，为什么要把女儿嫁给他。但是张负认为此人不会没出息，最后还是把孙女许配给了陈平。
如果男女的婚姻不通过父母，或不从父母命，那么父母是十分生气的。例如汉朝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事就是如此。临邛的大富豪卓王孙有次宴请宾客，司马相如应邀出席，在席间弄琴。卓王孙新寡的女儿文君偷偷地从窗缝看司马相如，十分倾心，于是在夜里跑到司马相如处，两人私奔至司马相如的故乡成乡。司马相如家
境贫穷，徒立四壁。卓王孙为此事大怒，说：“这个女儿这么没出息，我不忍心杀她，但一分钱也不能给！”人们劝他，他终不听。
无论是男女自行择偶，还是父母决定，选择的标准有哪些呢？
男方择妇，一是看重形相，当然所谓形相不光是美。汉朝有个有名的循吏黄霸，“少为阳夏游徼，与善相人者共戴出，见一妇人。相者言：‘此妇人当富贵，不然，相书不可用也！’霸推问之，乃其乡里巫家女也。霸即取为妻，与之终身。”二是看中女方的才。《华阳国志》卷十中说了这么一件事：“阳姬，武阳人也，生自寒微，父坐事闭狱。杨涣始为尚书郎，告归，郡县敬重之。姬为处女，乃邀道扣涣马讼父罪，言辞慷慨涕泣。涣恳告郡县，为出妻父，因奇其才，为子文方聘之。”三是看中女方的门弟，如《汉书·董贤传》说：“王闳妻父萧咸，前将军望之子也，久为郡守，病免为中郎将，兄弟并列。贤父恭慕之，欲与结婚姻。”还有贪慕女方家财的，如前面引述的陈平娶妻的事就是如此，陈平为什么接受张负这个守寡五次、人们都不敢娶的孙女呢？后人说是贪图岳家多财。
女家择婿，第一也是看男方形相，吕公之看刘邦，张负之看陈平，都是如此。《太平御览》 五百四十一引《吴书》说到吴国有个有名的大臣陶谦年轻时的事：“陶谦字恭祖，丹阳县人。甘公出，遇之途，见其容貌，异而呼之，住车与语，甚悦之，因许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闻陶家儿游戏无度，如何以女许之？’甘公曰：‘彼有奇表，后必大成。’遂与之，后为徐州牧。”二是重男方之贤与才，古人对此是十分重视的，史书所载甚多，如《汉书·张耳传》：“父客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后汉书·公孙瓒传》：“瓒为人美姿貌，大音声，言事辩慧，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后汉书· 列女传》：“勃海鲍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 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当然，少君之父是看中了鲍宣贫而好学，有志。《太平御览》五百四十一引《郑玄别传》云：“故尚书左丞同县张逸，年十三，为县小吏。君谓之曰：‘尔有赞道之质，玉虽美，须雕琢成器，能为书生以成尔志否？对曰：‘愿之。’乃遂拔于其辈，妻以弟女。”《华阳国志》卷十下说：“李燮，太尉固子也。父死时，二兄亦死，燮为姊所遣，随父门生王成亡命徐州，佣酒家，酒家知非常人，以女妻之。”
许多古人惜才、爱才，慧眼别具，识人于草莽之中，助人于穷危之际，这种赏识与帮助往往以联姻的形式出现，这种情况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没有什么不好。
在那个时代，联姻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如带有目的，为了某种关系而联姻。《史记》七《项羽纪》说：“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后汉书·刘植伟》：“时真定王刘扬起兵以附王郎，众十余万。世祖遣植说扬，扬乃降。世祖因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扬之甥也，故以此结之。”
在秦、汉之际，指腹为婚的事也始见端倪，此风盛行于后世。如《后汉书·贾复传》：“复兆与五校战于真定，大破之，复伤创甚。光武大惊，曰：‘我所以不令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闻其妇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
总之，秦、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在婚姻的途径与目的上已日益鲜明地打上了封建社会的烙印：家法与父母之命越来越起作用，而门第之见也开始产生，从前面所引述的许多事例来看，门第相当的所占比例不少，这种重门第、重等级之风是封建社会的特征，而到魏晋之时达到顶点。当然，也有许多女家不嫌男方卑贱与
贫穷以女嫁之的事，一般说来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深入分析，其中有许多“此男当贵”，“此人必非终于草莽者”的看法与期望，带有一种以求有朝一日进入较高等级的希求。至于通过联姻以获取金钱还不太明显，陈平欲得五嫁夫辄死之女意在金钱，也只是后人的分析。古人联姻中以追逐金钱为目的的远不如今日，这可能是
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缘故。
三、婚仪
这个时期的婚仪沿袭过去的“六礼”，而且在贵族和平民中都日益普及了。如《艺文类聚》四十说：“纳采，始相与言语采择可否之时。问名，谓问女名将归卜之也。纳吉，谓归卜吉，往告之也。纳征，用束帛，征成也。请期，请吉日将迎，亲谓成礼也。
但是，这一时期的“六礼”比之于古之“六礼”，繁缛得多，奢侈得多，以此来显示地位与财富，是封建社会的特点之一，淳朴的古风已逐渐丧失殆尽。例如，从汉朝起，百官纳采，用玄纁、羊、雁等礼物凡30种。《通典》五十八对此作了较详细的描述：
后汉郑众百官六礼辞大略同于周制，而纳采女家答辞，末云：奉酒肉若干，再拜反命。其所称前人，不云吾子，皆云君。六礼文皆封之，先以纸封，表又加以皂囊，着箧中，又�皂衣箧，表讫，�大囊表之，题检文，言：谒表某君门下。聘礼物凡三十种，各有谒文，外有赞文各一首。封箧表讫，蜡封，题用皂帔盖于箱中，
无囊表，便题检文，言：谒箧某君门下，便书赞文，通共在检上。礼物：案吕玄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苇、卷柏、嘉禾、长命缕、胶、漆、五色丝、合欢铃、九子墨、金钱、禄得香草、凤凰、舍利兽、鸳鸯、受福兽、鱼、鹿、鸟、九子妇、阳燧。
以上这些礼物都要写上讨吉利的谒文，表明它一定的含义，这些谒文还表明当时人们的伦理观念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通典》五十八记载的是：
总言言物之印象者，玄象天，纁法地。羊者，祥也，群而不党。雁则随阳。清酒降福。白酒欢之由。粳米养食。稷米粢盛。蒲众多性柔。苇柔之久。卷柏屈卷附生。嘉禾须禄。长命缕缝衣。延寿胶能合异类。漆内外光好。五色丝章采，屈伸不穷。合欢铃音声和谐。九子墨长生子孙。金钱和明不止。禄得香草为吉祥。凤凰雌
雄伉合俪。舍利兽廉而谦。鸳鸯飞止须匹，鸣则相和。受福兽体恭心慈。鱼处渊无射。鹿者禄也。鸟知反哺，孝于父母。九子妇有四德。阳燧成明安身。又有丹为五色之荣，青为色首，东方始。
至于聘金，即纳征钱，是越来越豪华奢侈，甚至达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汉官仪》说：“皇帝聘皇后，黄金万斤。”《汉书·王莽传下》说：“进所征天下淑女，立杜陵史氏女为皇后，聘黄金三万斤。”《后汉书·献烈梁皇后纪》说：“于是悉依孝惠皇帝纳后故事，聘黄金二万斤。”《宋书·礼志》说：“尚书朱整议：
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汉书·淮阳宪王传》说：“赵王复使人顾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许。”
这种状况不仅在王室贵族中定为礼制，而且在民间也蔚为风气。如《汉书·陈平传》中叙述：“张负卒与女，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由此看来，这种“门面”无论如何不能不要。《后汉书·任延传》中所述的任延因骆越之名不懂嫁娶礼法，就以官府的力量，按两千多男女的年龄差异，为他们配对。“其贫无礼聘，令长史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这也是风俗不可违也。
当时，不仅聘金甚巨，而且婚礼的其它方面排场很大。如《汉书·西域乌孙传》说：“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潜夫论》三《浮侈篇》说：“富贵嫁娶，车軿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
这种嫁娶侈靡之风在当时就为一些有识之士所反对。例如前面所述的那个戴良，“嫁女，以竹方笥为严器”，陪嫁的只是疏衣、布被、竹笥、木屐。还有前面说过的那位因清苦但好学而被人赏识、妻之以女的鲍宣在这方面作风也很好，其妻少君嫁过来时，装送资贿很丰厚，鲍宣很不高兴，对妻子说：“你生长于富豪之门，习惯于修饰、享受，而我是生活贫贱的，对这些礼实不敢当。”妻说：“我的父亲因为你品德作风好，才叫我嫁给你。我既然做你的妻子，总按你的意见办。”鲍宣高兴地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志同道合了。”这位妇女就把华衣美服与侍从都退回娘家，换上布衣，和鲍宣一起归乡里。当然，在那种社会里像戴良、鲍宣这种人
是不多的。
在当时，闹新房的风俗已经兴起，宾客们往往饮酒欢笑，言行无忌，如《群书治要》引仲长统《昌言》说：“今嫁娶之会，棰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趣之情欲，宜淫泆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污风诡俗，生淫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者也。”据记载，汉代汝南有个叫杜士的人娶妻，大家前来祝贺，喝了许多酒。
他的一个叫张妙的朋友在闹新房时开玩笑，把杜士捆起来捶20下，又把杜的手足高悬于梁，杜竟一命呜呼了。
四、几种值得注意的婚姻形式
秦、汉及以后的封建贵族、地主和前世以至封建社会的后世一样，多妻制颇为盛行，除正妻之外，还有小妾、少妇、傍妻、小妇、妾、下妻、外妇、傅婢、御平等许多名义，而且往往不止一人。如《汉书·元后传》：“王禁好酒色，多取傍妻。
”《汉书·孔光传》：“时定陵侯淳于长坐大逆诛，长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长事未发觉时期去或更嫁。”《后汉书·梁节王畅传》：“臣畅小妻三十七人。”当时，如无子则买ae ，在民间也是寻常事，如《意林》及《太平御览》三百八十八又三百二十六引《风俗通》说：“陈留有富室，公年九十无子，取田家女为妾。”九十
岁还要买小老婆，这是多么畸形与丑恶！
这些情况，当然还是建立在男子统治与压迫女子、以女子为玩物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中间有许多丑闻秽事，如《汉书·王商传》：“耿定上书言：商与父傅婢通及女弟淫乱。 ” 《汉书·夏候婴传》：“颇尚平阳公主，主与父御婢奸，。”
《汉书·侫幸传》：“张彭祖为其小妾所毒，薨。”《汉书·淳于考传》：“许皇后姊孊为龙额思侯夫人，寡居。长与孊私通，因取为小妾。”至于《后汉书·赵孝王良传》说：“赵相奏乾居父丧私其小妾，坐削中丘县。”这是因为在父丧期内还
娶小老婆，触犯了封建礼法中的大忌，所以才受到了降职的处分，否则，在封建社会中多妻是完全合法的。
婚姻形式中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重亲。重亲就是婚姻之家再结婚姻，即所谓“亲上加亲”。重亲可分三种：姻家恒为姻家，婚家恒为婚家，还有姻家、家互为的情况（指《仪礼士昏礼记》的说法，女氏称婚，婿氏称姻）。这种情况，按历史记载，多实行于王室、贵族，当然民间也有，只是未具体地记载于历史罢了。由于亲上加亲，就结成了一个个颇为复杂的关系网，如《汉书·文三王传》：“梁荒王嘉薨，子立嗣。荒王女弟园子为立舅任宝妻。宝兄子昭为立后。”
至于下面一种情况就更复杂了。《后汉书·耿弇传》：“父况，及况卒，少子霸袭父爵。弇卒，子忠嗣。忠卒，子冯嗣。冯卒，子良嗣，一名无禁，尚安帝妹濮阳长公主。……隃麋侯霸卒，子文金嗣。女金卒，子喜嗣。喜卒，子显嗣。显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长社公主。……牟平侯舒卒，子袭嗣。尚显宗女隆虑公主。袭卒，子宝嗣，宝女弟为清河孝王妃。”
这种“亲上加亲”的婚姻，其实质是为了双方在上、经济上相互扶持，相互利用，从而用重重的婚姻形式进一步巩固双方的关系。从这也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中，尤其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婚姻很少是爱情的结合，往往是以家族利益为前提的。
由于“亲上加亲”，结成了十分复杂的关系网，婚姻有时是在同辈之间进行，有时却是在不同辈之间进行。这并不是由于疏忽，封建宗法制度十分严格，这是马虎不得的，只不过是家族利益超过了对辈份的讲究而已。
另外，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周制同姓不婚，而汉朝人结婚似不避同姓。
如《汉书·王诉传》：“诉薨，子谭嗣。谭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由此看来，王莽和其妻是同姓。又如《通典》：“吕后妹嫁于吕平”，也是如此。
用现代科学观点来看，同姓联姻，并非不可，因为同姓未必有多近的血缘关系。但汉代的不同辈通婚，尤其是血缘关系很近的不同辈通婚，如亲母舅娶外甥女、姨侄娶姨母、表侄娶表姑母等现象很值得分析。可以从利益高于一切来考虑，还可能是古代血缘婚的回光返照。
五、绝婚与改嫁改娶
汉代至魏晋南北朝之际，绝婚（即离婚）与改嫁改娶之事甚多。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从中既可以看到封建礼法与贞节要求的萌始，可以看到男子以及整个宗法制度对女子的压迫，又可以看到在绝婚与改嫁改娶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这是显然不同于宋、元、明、清等后世的。
绝婚的第一种情况是男弃其妇，这样做有许多原因：一是无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当然是一件大事。“无子弃，绝世也”，这正是七弃（或七去）之一。《东观汉纪·应顺传》：“顺少与同郡许敬善，敬家贫亲老，无子，为敬去妻更娶。”其实，无子不一定是女方的问题，这实在是很冤枉的。
二是口舌之故，即女方说“错”了什么话，闹了些家庭矛盾。例如汉朝的那个陈平，年轻时是个浪荡子，不事生产，他的嫂嫂看不过去，说了些不好听的话，如“有叔如此，不如无有”等，陈平之兄知道后，就逐其妇而弃之。人云，这种做法也符合七弃（或七去）之一：“口舌弃，离亲也。”其实，这也是很不公正的。这
正像后来刘备所说的：“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犹可补，手足断安可续！”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社会中，自然是如此。
三是盗窃。七弃（或七去）之一是“盗窃弃，反义也”。其实，这种所谓“盗窃”，往往不是什么大事。如《汉书·王吉传》：“吉少时学问，居长安，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吉后知之，乃去妇。”这棵枣树是邻家种的，枝果伸到王吉家来了，王吉的妻子摘了一些给王吉吃，结果王吉为之和她离了婚，这真是视婚姻为草芥，视女子为草芥。
四是女性嫉妒。七弃（或七去）之一是：“嫉妒弃，乱家也。”这样离婚当然有“充分理由”了。《后汉书·冯衍传》上说，冯衍娶北地任氏女为妻，任氏女又凶悍、又嫉忌，不许冯衍畜媵妾，而且虐待冯衍前妻所生的子女冯豹、冯姜，后来冯衍把她逐出了门。关于这件事，冯衍写了一封信给任氏女的弟弟任武达，说明原委，这封信在历史上颇为有名，人们常以此来教育女儿如何事夫，如何恪守妇道。
信云：
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妇之道，义有离合。先圣之礼，士有妻妾，虽宗之眇微，尚欲逾制，年衰岁暮，恨入黄泉，遭遇嫉妒，家道崩坏。五子之母，尚足在门，五年以来，日盛岁剧，以白为黑，以非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无罪无辜，谗口嗷嗷，乱匪降天，生自妇人，青蝇之心，不重破国；嫉妒之情，不惮丧身。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于衍。醉饱过差，辄为桀纣，房中调戏，布散海外。张目抵掌，以有为无。痛彻苍天，毒流五脏，愁令人不赖生，念令人不顾祸，入门著床，继嗣不育，纺绩织纴，子无女工，家贫无僮，贱为匹夫，故儿之，莫不凄怆，曾无悯惜之恩。唯一起，武达所见，头无钗泽，面无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穷，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贩糖之妾，不忍其志。计妇当去久矣，念儿曹小家无他使，哀怜姜、豹，当为奴婢，恻恻焦心，事事腐肠，汹汹藉藉，不可听闻，暴虐此婢，不死如发，半年之间，脓血横流。婢病之后，姜竟舂炊，豹又触泥涂，心为怆然，编谷放散，冬衣不补，端坐化乱，一缕不贯，既无妇道，又无母仪，忿见侵犯，恨见狼藉，依倚郑令，如居天上，持质相劫，词语百东，剑戟在门，何暇有让；百弩环舍，何可强复；举宗达人解说，词如循环，口如布谷，县幡竟天，击鼓动地，心不为恶，身不为摇，宜详居错，且自为计，无以上书告诉相恐，狗吠不惊，自信其情。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事不成。自恨以华盛时不早自定，至于垂白家贫身残之日，养痈长疽，自生祸殃。衍以家室纷然之故，捐弃衣冠，侧身山野，绝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门，阖门不出，心专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这封信写得很生动，振振有词，凿凿有据，女方家族自然无话可说，当时的社会舆论也在冯衍这一边。当然，以今日的眼光看来，这也仅仅是一面之词，信中还不时流露出“大男子主义”的思想。可能，任氏女确有许多缺点，但触犯丈夫的统治权，不许丈夫纳妾，危及丈夫的“权利”与“利益”也是原因之一。
五是女方德行差。例如《华阳国志·广汉士女赞》说，有个叫汝敦的人，兄弟住在一起，父母有些遗产，嫂子很想独占，汝敦的妻子很贤惠，劝汝敦都给他们算了，于是汝敦把田宅、奴婢都给了兄嫂，夫妻俩搬出去住了。有一次汝敦在耕地时挖出了一件金器，妻子劝他送给哥哥，夫妻就一起去了。嫂子见他们来，以为是来
借钱的，不给他们好脸色看；后来知道他们来送金器，又高兴得手舞足蹈了。这时，哥哥感悟了，出其妻，把家财还给弟弟。从这件事看来，这位嫂子贪心，似乎是个“小人”，但这位哥哥也很差劲，弟弟与家媳让出父母遗产，他竟也全部接收，不以为愧了。后来，虽然感悟了，为什么马上和妻子离婚呢？自己能感悟，为什么妻子就不能感悟，为什么不帮助、教育她呢？这又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在作怪了。
六是女方不得于父母，即没有把公婆侍候好，或是公婆对媳妇有偏见。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后汉书·鲍永传》：“永事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后汉书·列女广汉姜诗妻传》上说：“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谨。母好饮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尝溯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
”这两件事都很不讲理，鲍永的妻子只是在婆婆面前喝骂了一条狗，就被离弃了。姜诗的妻子更冤，她本来对婆婆很孝，婆婆喜欢喝江水，她常走六七里路去汲江水，有一天刮大风，她没能及时返回，婆婆口渴了，只是为了这件事，就被离弃了，这是多么违背人情、人性！
七是为了一时的关系而去其妻。汉朝大将班超就发生了这种事。《后汉书·班超传》说，当时有个大臣李邑初去于阗，畏敌如虎，又妒班超之功，于是上书皇帝诽谤班超，说班超拥爱妾，抱爱子，安乐
婚姻的起源是什么
婚姻的词语解释为：嫁娶的事。嫁和娶都是对男和女结合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一种社会现象的表述。那么，婚姻的起源是什么呢?
人类的婚姻家庭形态是一个能动的历史因素，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自有人类至今，它大体经历了群婚和个体婚两大历史阶段。而在群婚之前，曾存在过一种与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关系时期。这是由当时人类(300万年前的猿人)的生存条件所决定的。那时猿人仅仅会使用石块和木棒，却面对严酷的生存竞争，他们得以生存的唯一优势就是群体的团结。因而唯有成功地排除了两性关系上的动物妒忌本能，才有可能实现自然界最伟大的进化——从猿到人的飞跃。
两性关系的这种极原始的状态，已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但在中外的神话传说中却不乏蛛丝马迹。《吕氏春秋·恃君览》中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埃及的神话说亚孟神做了自己母亲的丈夫;印度的神话也说婆罗门同自己的女儿萨拉伐斯匹配。而在公元前8世纪成书的古希腊的《神谱》中说：地母该亚与其子天神乌拉诺斯匹配，生下六男六女。几个文明古国的神话传说竟不约而同地反映出一幅人类先民的血亲杂交图景，应该说不是一种偶然巧合，而是人们对蛮荒之世的一种蒙眬的记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人开始产生一定的劳动分工，精力旺盛的青壮年经常外出采集、狩猎，有经验的老年人则留在住地打制石器，磨削骨器。这使年龄相当的同辈男女有经常接触的机会，从而逐渐排除了上下代之间的两性关系。这是对两性关系最初的限制，由它产生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种婚姻形态——群婚制。
最初的群婚是血缘群婚。其特征是实行血缘群体内的等辈通婚，而排除不同辈分之间的两性关系。即凡同辈的兄弟姐妹，也就是婚姻中的配偶。如我国汉、彝等族都传说自己是伏羲兄妹婚配传下的子孙。学术界普遍认为，血缘群婚存在于猿人阶段。当时的人类已能用火，以狩猎采集为生，过一种原始共产制的群居生活。人们的生活单位称为“血缘家族公社”，或称“血缘公社”。
人类婚姻家庭的进一步发展，是逐渐排除亲兄弟姐妹间的婚姻，继而逐渐排除一切母系血亲间的婚姻。即由血缘群婚(族内婚)，发展为氏族群婚(族外婚)。这一巨大的进步，导致人类的体质由猿人进化为智人;人类的社会组织也由血缘公社发展为母系氏族公社。
氏族外婚开始是两合群婚，即甲氏族的男子与乙氏族的女子匹配，反之亦然。但并非个体婚配，而是以氏族为单位的群体婚姻。氏族群婚的发展趋势是：通婚范围的逐步扩大和通婚对象的逐步缩小。一般是发展为环状联婚。此种婚制在澳洲、非洲和亚洲都有发现，它的本质是单向的姑舅表婚，即舅舅家的女儿必须嫁给姑母的儿子;姑家的女儿则绝不能返转回嫁给舅家为媳，因而需要三个以上的通婚集团才能构成这种婚制。我国景颇族的姑爷种、丈人种，就是环状联婚的遗制。
氏族外婚最终导致在群婚中孕育的对偶婚逐渐取代群婚制。当成对的偶居趋向稳定时，就意味着群婚已向对偶婚过渡。这种情况发生于母系氏族的晚期。但对偶婚尚处于群婚遗俗的包围之中，它是一种不稳定的个体婚，由配偶双方组成的对偶家庭也缺乏独立的经济生活，而仍然依附于母系家庭公社。即最初的对偶婚是男子出嫁，女子则娶进丈夫，并终身与自己的母系亲人居住在一起。对偶婚阶段，女子与男女一样有离婚权，再婚对双方都不困难。
对偶婚给家庭增添了一个新的成员：除生身的母亲之外，又确立了生身的父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的劳动在家庭经济中日益举足轻重，家长也逐渐由女性变为男性。而最具震撼性的变革是：由女娶男变为男娶女，进而变对偶婚为一夫一妻制，变母系制为父权制。
一夫一妻制出现之初，并非就与个体小家庭相联系，而是包含在由一个男性祖先的直系后裔组成的父系家族公社里。在生产进一步发展，剩余产品成为经常现象后，人类最初的阶级分化也随之发生。父系家庭公社遂演变为家长奴隶制家庭。此时妻子的地位便一落千丈，成为丈夫生儿育女的工具。男娶女嫁的一夫一妻制父系家庭遂成为普遍通行的婚姻形态并一直延续至今。
历史表明：在无阶级的原始社会，人类的婚姻家庭制度发生过许多巨大的变化，经历了从杂乱无序到血缘群婚、氏族群婚和对偶婚的发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两性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看是平等的。而自私有制的发展，颠覆了原始共产制并形成阶级社会以来，以男子为主体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以为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是古已有之的永恒现象。其实它不仅与人类的婚姻史大相径庭，与我国现实民族婚俗也相去甚远。如前所述，我国少数民族由于各自具体的历史条件有别，社会发展的程度也颇不平衡，致使各民族婚姻习俗异纷呈，从而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中富有情趣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般说我国绝大多数民族是实行男娶女嫁的一夫一妻制。同时，在一些民族中也有招赘婚。另外，在藏、普米、门巴、珞巴等民族中，有一妻多夫制和一夫多妻制，后者——一夫多妻制，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绝大多数民族中都广泛流行，它成为民族上层和富有者的特权，也是某些缺乏子嗣的家庭采取的补救性措施。但无论哪种情况，一夫多妻都意味着妇女已沦为生儿育女的工具。一夫多妻制除少数姐妹或母女共招一夫，从而出现母系承继外，多数情况是父子相承。
在保留原始公社遗制的独龙、怒、傈僳〔lisu栗粟〕、景颇、佤、鄂温克、鄂伦春、拉祜〔hu户〕等民族中，对偶婚和对偶家庭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尚未最终完成。对偶家庭原本是包容在母系的大家庭中，也有的延续到早期的父系大家庭。
云南宁蒗〔lang浪〕县永宁区的摩梭人，解放前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封建领主制，但由于历史发展的跳跃性——由母系氏族越过父系氏族和奴隶制，直接进入封建领主制，其家庭婚姻仍保留着男不婚、女不嫁的原始走访婚形态，其生产、生活单位也不是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而是纯粹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母系家族，它不包括男女成员的配偶。
母系家族是单系的血缘组织，一旦女子娶进丈夫，对偶家庭就产生了。同一个母系家族的若干对偶家庭，就组成为母系家庭公社。在云南拉祜族中，曾有过由25对配偶组成的庞大的母系家庭公社。
正是伴随着对偶家庭的产生，结婚仪式才应运而生。因为已经有必要向社会宣布，也要求社会尊重一个新家庭的诞生。而在走访婚状态下，人们举行了成年仪式，就自然地卷入婚姻生活，无所谓结婚或离异，更无需举行任何仪式。对偶家庭的结婚仪式还十分简单，拉祜族男子带着简单的农具出嫁到女方，就算举行了婚礼。彝族中的阿细人，男子随女子下地劳动，就表明他们的婚姻已经成立。有了结婚仪式，离异也就需要一定手续，开始同样是很简单的。傣族是由提出离异的一方给对方递一对蜡条。布朗族则是割断一根蜡条，或砍开一根木桩，就可以分道扬镳了。
在摩梭人、佤等许多民族中，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均伴随着由妻方居住改变为夫方居住，进而变母权制为父权制。这一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新兴的父权制与没落的母权制相互消长的过程中，产生出种种相互对立的习俗，如走婚与嫁娶;逃婚与抢婚;不落夫家与强迫坐家;婚前的性自由与审新娘等等。尽管母权制依赖传统的力量，对父权制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反抗，父权制无疑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在许多民族的民俗中留下了他们节节胜利的印记。诸如以改变命名的习惯来改变传统，独龙族和布朗族就在不远的过去，才变母与子女联名为父子联名。而在仡佬、壮、高山、傣等族的历史上，都出现过一种奇特的“产翁”风俗，即当妻子分娩后，丈夫立即爬上产床，以模仿妇女生育和哺乳的姿态，来表示婴儿确系己出。此种强化父子血缘关系的戏剧性手段，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曾发现。而普米族的“审新娘”和布依族的“戴假壳”习俗，则反映了父权对母系遗俗大兴问罪之师，不惜以强权逼使妇女就范。在父权制下，买卖婚、交换婚和转房婚等婚姻形态随之应运而生。
买卖婚多以聘礼的形式出现，原是男方对女方丧失一个成年劳力提供的补偿，后来与出身门第和女子的美丑巧拙联系起来，在一些民族中聘礼达到相当大的数额，使贫困的男子终身无力娶妻。用自身劳力来偿付妻子身价的服役婚或以姐妹换妻的交换婚是他们有限的选择。而对于统治阶级，婚姻是一种行为，是借新的联姻来扩大的机会，门当户对自然成为择偶的首要条件。
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妇女都已沦为交换和买卖的对象，她们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完全失去了自由婚姻的权利，只能任人摆布。即使丈夫亡故，她也是夫族的一笔动产，必须在夫族中“转房”而不允许外嫁。就是男子婚姻也取决于父母之命而没有自主权。
上述的诸种婚姻形态：由任意的走访婚到包办的买卖婚;由多偶制到一夫一妻制，这些在我国的民族婚俗中同时并存，加以各族婚俗的千姿百态，使我国的民族婚俗犹如一座风俗画的长廊，又好似一座有无数珍藏的博物馆。在这里我们将看到：有的民族婚恋自由，更多的则由父母包办;有的民族婚礼热烈而隆重，有的则不拜天地，也不入洞房;有的婚礼欢歌满堂，有的却哭声不断;有的男娶女，有的则女娶男。无论如何，各民族的婚姻习俗，都渗透着传统性、群众性，并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使之包含着鲜明的民族特点和乡土气息。透过民族的婚俗，将有可能从一个侧面了解社会历史的脉络。
我国各族的婚姻家庭形态都处于发展之中，在1949年以后，各民族的一夫一妻制都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改善，它还将继续发展，直至两性间实现真正的完全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