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怎么看命运,道教可以改命吗
佛教和道教等是如何看待命,命运,命中注定的
道教认为命是天定的，但是不是什么都是命，逃不过的才是命，就如生与死，天就是自然规律。命中注定有生就有死，就才是命。
道教如何看待生与死
《黄帝书》曰：“形动不生形而生影，声动不生声而生响，无动不生无而生 有。”形，必终者也；天地终乎？与我偕终。终进乎？不知也。道终乎本无始， 进乎本不久。有生则复于不生，有形则复于无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无形者， 非本无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终者也。终者不得不终，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 欲恒其生，画其终，惑于数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属天清而散， 属地浊而聚。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归也，归其真宅。黄帝曰： “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尚我存？”
中国古代先民认为万物都是从道中出来的，最终还将归于来处，于是，对于死亡，有了另一个称呼“归”！就是说，归于本源，回到道中，就如同你不曾出生一样，不生亦不灭，只是后世误传，将“归”传成“鬼”。
道家经典中，“旅归”常指人的生命，这是个比喻，比喻生是暂时的，就像旅途反归家乡；而道是永恒的，就像自己家。道家认为天地万物不过是一气之转变，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故《尸子》引《老莱子》说：“人生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同归也。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其生也存，其死也亡，人生也少矣，而岁往之亦速矣。”;列子说：“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庄子》说：“生死修短，岂能强求？予恶乎知悦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
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是佛教的轮回思想。实际上，这种说法旨在论证道家的生死齐一，属于“齐物”思想，与《庄子·知北游篇》所说的“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相似，而与佛教的轮回思想绝不相同。佛家轮回说的基础与生化说不同,他以因果为理论基础。而道家生化说则属于纯粹的万物生化论,不带有任何色。虽然从表面上看二者存在相似之处,但实际并不相同。
道教如何看生死与魂魄、轮回、来世、今生其实对于某些真修实证的大德，他能够修证圆满，生命能够百分之百的转世，他的神气可以一直保持下去。然而一般的人，没有通过修持，是根本做不到的。
道教认为人有三魂七魄。一个有生命的人，他的魂魄是团聚的，这就是生命的实相。当然有时，也会出现魂魄分离的情形，比如婴儿受到惊吓，他的魂魄不是很坚固的，就会哭闹或者抽风，严重的还会造成精神疾患，因为他的魂魄还没有完全磨合。民间一般说是吓掉魂了，道家有一些经咒方法，可以帮他把魂叫回来，中医这方面的内容来源于道家。也有的人长大之后，出现魂魄分离的情形，象是精神分裂症；也有的炼一些意念方面的气功，出现一些奇怪的症状，术语说就是“走火入魔”了；也有一些人，魂魄自身不坚固，就会受到一些负能量的进入，自身受到这些负能量的控制，这样的人多半缺乏自信。
一个正常人，魂魄是团聚的，才会拥有生命。人为什么会死，就是因为三魂七魄聚不住了，因此就散掉了，散掉了之后，这个人的生命就失去了。道教有一些修炼的方法，就是让人的魂魄不会分离。《老子》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黄庭内景经》说：“垂绝念神死复生，摄魂还魄永无倾。”这样就可以通过修炼的功夫，把生命保持下去，做到长生。
魂魄分散之后，一个人的生命，就往生了，这时的魂魄分离之后，生命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这时的生命，民间说是喝了孟婆汤，你将没有原来的记忆了。三魂七魄分散之后，不会再回到从前。就象一颗草上的露珠，太阳出来就会烟消云散，无法复原了。那么三魂七魄散失之后，也就各奔东西了，生命如何再度出现？
因为生命是由魂魄组成的，所以新的生命，还是需要魂魄的结合。一个人的魂魄分散了，会通过天地的生命通道，与其他分散的魂魄重新组合，成为新的魂魄团聚体，即是一个新的生命体，这就是道教的轮回观。不是百分百的生命转世，那是高真大德才能做到的，高道甚至是乘愿再来者，或者他的生命可以百分百转世，这是不受造物主约束的。
但是一般人的魂魄，他只能分离，然后遇到机会，与其他分离的魂魄重新组合，成为新的魂魄的一个部分，营养新的魂魄，或者说是生命的一部分。因此每个人下生之后，都不是单传的，人类的生命是一个延续体，很复杂。《庄子》说“薪尽火传”（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火是一直存在的，就象生命的存在，但是柴烧完了，生命就会在其他的木柴上面继续延续。一个木柴烧成了灰烬，它会成为其他木柴的营养，因而新的木柴上面，也有原来木柴的成分。
所以道教有“物化”之说，归根结蒂都是“道化”。认为宇宙生物，都是一体的，不光是生命与宇宙是一体的，而且所有的生命，都是一体的，《庄子》里面说“化蝶”，是说庄子与蝴蝶的互化。道教还有一本经典，叫做《化书》，里面说不同物种成份可以互化，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也可以互化。人的生命丧失之后，即魂魄分散之后，不一定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成分，也许转化成为其他动物魂魄的成分，也许转化成为土木金石的魂魄成份，所以有的土木金石也通人性。《化书》上面说：“是故土木金石，皆有情性精魄。虚无所不至，神无所不通，气无所不同，形无所不类。孰为彼，孰为我？孰为有识，孰为无识？万物，一物也；万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这与佛教所说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有所类同。道教说能够勘破于此，就能够掌握其中的玄机，通过真修实证，达到“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也就是破除生死、长生久视的得道境界。也就是张三丰祖师所说的“顺则凡，逆则仙，只在其间颠倒颠。”
因此一个人的生命，一定存在其他人的生命成分。这就是生命的奥秘，一个人的复杂性也在于此。所以一个人，会有各种各样的特点，有些不是后天形成的，而是先天过往生命的某种特性，会这样延续下来。因此每个人会有其他生命的投影，这也是人本身，能够成为一个共同体的宇宙特性。许多人问道教如何看轮回，讲不出来，这是我的观点，道教的看法。
我们说有的人，生下来之后，他有豺狼一样的心肠，有的人是人面兽心，因为他的生命，有动物生命转化的成份。这就象是道教的太极图，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不一定是同时的啊，存在生命转化的成份在内，这才是生命的本质。
所以说来世，是靠不住的。因为来世你已经不是自己完整的生命了，当然今世你的生命也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形成的，除非修证到相当境界的高真大德，他们是完全生命的百分百转化。一般人和其他人相处，应当珍惜今生啊，来世你们就不再如此相识，珍惜今生缘，热爱生命，这是道教的观念。
道家对命运的阐述
：命运论
夫治乱，运也/穷通，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所隆，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构不能离其交,然后成功者也,其所以得然也,岂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夫黄河清而圣人生,里社鸣而圣人出,群龙见而圣人用.……百里溪在虞饿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然则张良之言一也，不识其所以合离，合离之由，数中之道也……
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用于鲁、卫；以仲尼之辩也，而言不行于定、哀；以仲尼之谦也，而见忌于子西；以仲尼之之智，而屈厄于陈蔡；以仲尼之行，而招毁于孙叔。夫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其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竟不能弥纶于俗……故曰：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而后世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
然则圣人所以为圣者，盖在于乐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夺。譬如水也，通之斯为川焉，塞之斯为渊焉，升之则云雨，沉之则地润，体清以洗物，不乱于浊，受浊以济物，不伤于清。是以人贵在处世穷达如一。夫忠直则背于主，独立则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催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鉴不远，覆车继轨，然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毁，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风波于险途，求成其名，而历谤议于当时，彼所以处之，盖有算矣。子夏曰：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道家如何看待命运
吕洞滨 正心安命歌（有删改）
心好命又好，富贵享到老。心好命不好，天地也须保。
命好心不好，富贵夭折了。心命俱不好，贫贱受烦恼。
心是命之源，最要存仁道。命是行之本，自修未来道。
善乃福之基，恶乃祸之兆。贵贱有宿因，祸福人自召。
方便扶危厄，行善莫计较。心命两修持，自得身中宝。
天地有洪恩，日月无私照。子孙受余庆，祖宗延寿考。
老子更彻底：我有一个大的祸患，就是执着于身体！如果不执着身体，我又怕什么呢？
由知命到知天命,儒墨道法四大家对“命”是什么态度?
第一个出场理所当然是春秋时代的孔子，他对「命」有深切的感受。他的弟子德行的代表人物冉伯牛身染重症，孔子前去慰问，就站在窗外，伸手拉住伯牛的手，说：「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孔子心痛像伯牛这样的好人，竟也罹患这样的重症，这是不合理，也不该发生的，这就是所谓的「命」吧！他的大弟子颜回，不幸短命死矣，「夫子哭之恸」，伤痛之极连说两句「天丧予，天丧予」，说老天要毁了有待传承下去的「道」。
所以他会说出近乎绝望的一句话：「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大道能否行之于世，此中自有时代气运的限制。不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人文教养就能扭转。我们看孔子一生，虽「知其不可而为之」，最后直道而行的子路，在追随老师的路上，仍不免要对着隐者人物说出了一段很悲壮的话，说我们师徒行道人间，讲学不辍，「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虽时势不可为，我们还是要坚持理想，做身为儒者所应该承担的事。
总说一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是子夏引述孔子的一句话，人的死生，跟家族血统的遗传基因直接关连，像心血管、血糖，甚至癌症，医师诊治时都会问家族病史，像我们家就有地中海型贫血的遗传，从父系这边有血糖的问题，母系那边有心血管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天生而有的气命。而人间行走的福报问题，这里所说的「富贵」，跟人与人之间的缘会遇合，大有关连，这就有幸有不幸的分别了，缘会遇合涉及人间发生的偶然，不是我们自身所能主导与决定的，也不是我们所能预知的，所以人才会去求神问卜，而归之于不可知的天意了。
面对人物死生之天生有命的限制，与人间穷达之缘会遇合的限制，孔子教导我们，「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人物活在人间，要真切体认到人物有命的有限性，与人间有缘的复杂性，前者天生命定，后者缘会不定，果真是不想定的已定，想定的却偏偏不定的无奈，人所能做的就在修养自己，去做一个成德的君子，以人格的高度，来取代人物死生与人间穷达的缺憾，倘若不知人物天生命定与人间缘起不定的限制，就会在追求权势名利的路上，既怨叹老天，又责怪别人，且不择手段，也不在乎社会的观感，那就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品格与荣耀了。
墨子主「非命」
第二个要出场的是战国时代的墨子，墨子站在平民的立场，而以反儒的姿态出现，因为儒家的士为贵族做事，仁者爱人有亲疏远近，那是有差等的爱；墨家讲的是兼爱，那是一视同仁，没有差等的爱；这样的爱，天下平民才有机会，才会被在位者看到。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理序，墨家要打破，因为亲亲无异是贵族爱贵族，那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公平的对待天下人民！
再进一步说，光讲爱太抽象了，兼相爱要在交相利表现，爱要落实，才会有实质的感受。所以墨家以「利」来界定「义」，不再是儒者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之分，而是打破君子与小人二分的价值分判。所谓的公平正义，一定要落在利上，这样的思考是很庶民的，站在为天下平民争平等的基本立场，所以墨子高喊「非命」的口号，拒绝接受命运的安排。
在孔子「知命」的观点之后，墨家积极的号召天下平民，要挺身出来反抗命定的论调。就因为跟天下平民站在一起，一时蔚为风潮，使得墨家集团声势浩大，像一支平民的救世队伍，纵横在列国之间。墨侠与儒士成为时代的显学，后世的侠义道与侠客行，就在官府之外，扶持人间正义，管尽天下不平事，就是「非命」这一价值论点的志业延伸。
孟子要「立命」
第三个紧接在后出场的是儒学的弘扬者孟子，孟子说他自己内心最大的愿望，就在师承孔子。他周游列国，当面批判两大最有权势的君王，梁惠王与齐宣王，一点也不退让的直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又毫无保留的责求齐宣王说：「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的阳刚性格完全展露无遗。功利离不开现实的拉引，价值层次不高，而仁义显发人性的高贵，才能成就光明正大的外王志业。而「王道」在「以德行仁」；「以力假仁」，已堕为「霸道」，王之所以不王，不是自己不能，而是自己不为。
对于天下君王的期许与责求，如此之高，对人世间每一个人的「命」，孟子也给出了「正命」与「立命」的价值论定。所谓「正命」，就在「尽其道而死者」，若是「桎梏死者」，就是「非正命也」。有生就有死，本是实然的现象，孟子将死生有命，提升到应然的价值，做更深一层的分判，尽其道则得其正，桎梏而死则不得其正。
此外，面对生死，说「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不在实然层次去讨论如何避开死亡的问题，转而在应然层次做一存在的抉择，要修养自身，尽其为人之道，让此生做一翻转，不是死亡来终结我的一生，而是我自身来挺立人活一生的尊严与荣耀。
从人间有缘而缘起不定来说，孟子教导我们要以「心」知言，知天下的大是大非，坚守理之所当然的本分，就可以在缘起不定中，去定住老是不定的缘；再从人物有命而天生命定来说，孟子指引我们要以「心」养气，以理之所当然的义做为养分，养成沛然莫之能御的浩然正气，直下承担人间的道义，就可以在天生命定中，去运转看似已定的命。
孟子以「知言」与「养气」的修养工夫，一者「命」要得其「正」，二者「命」要有以「立」，而「正命」与「立命」的人文奋斗，就以理义为价值内涵，将「命」从实然的层次，升越至应然的层次，再从有限中活出无限。从孔子到孟子，从「知命」到「立命」，已由消极转向积极，充分反映出由春秋走向战国的重大变局。在天下理序已完全崩溃，亟需建构一套新的价值体系，让天下人可以在安身中立命。
庄子可「安命」
第四个是与孟子年代接近，将道家思想推向另一高峰的庄子出场。道家思想的开创者是老子，他不说天生命定，而说天生本真，命定在此反而可以保有天真；他也不说缘起不定，而说缘起总在自然中，不定反而可以给出天生自然的自在空间。
庄子承老子之后，老子看重，讲无为而治；庄子回归人生，讲无用之用。而在人生问题的体会上，庄子反而贴近了孔子。孔子说：「死生有命」，庄子也说：「死生，命也。」孔子说：「斯人而斯疾，命矣夫！」庄子也在一段寓言说：「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大宗师〉）在饥寒交迫与病苦中问人生到了活不下去的困境，是谁逼出来的？不会是父母，也不可能是天地，那这一困境之所从来，只剩下一个没有理由的理由，那就是「命」吧！
此外，他在〈人间世〉有一段重大的宣告：「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物活在人间，有两大难关等着我们，一是「子之爱亲」的「命」关，一是「臣之事君」的「义」关。自我的「命」关，难在「不可解于心」；天下的「义」关，难在「无适而非君，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爱亲之命，是与生俱来的，且从天下儿女的「心」生发认定的，当然不可解，认了自家心中的爱，等同认了身为人子的命。此既解不开，又何需解！事君之义，是在人间发生的，不论身在何处，国家权力总是无所不在，若未尽臣下当尽之义，天地再宽广，也无自家立身之地，当然无所逃。此既逃不了，又何必逃！直下承担就是了。
最后，庄子加上一句：「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不论身为人子的命，还是为人臣下的义，都没有选择的空间，你不能让它不发生，又对它无可奈何，也就把事君之义当亲之命一起认了吧，把人间缘起不定的义视同人物天生命定般，打从心坎里一起认了吧！说「德之至」，意谓这是修养工夫的极致！庄子说是在心上做斋戒工夫（心斋），心知不起执着，人物的命与人间的义，都得到了释放，吾心就在爱亲与事君中「安」，那是不求安的安，放下了「不得已」的命，也解消「无奈何」的义，不求解也不用逃，那不安也安了！
这就是一代大哲庄子面对「命」与「义」之不安也可以安的大智慧。
荀子论「制天命」
第五位该请消化老庄又走离老庄，而另开新路的大儒荀子出场了。荀子「天行有常」的自然义，与心虚静以知道的认知义，都承自老庄，只是「天」失去其形上性格，落在阴阳气化中；而「心」之虚静，也不再是超越的观照，而落在平对的认知。故「天行有常」的现象自然，成了被治的对象，而「心」之虚静认知，成了能治的主体。此开展出诸子百家间仅见之以认知心建构礼义法度，而将天地万物与天下人民纳入体制中运作的客观思考。
老子「道法自然」，道不离它自己永远如此的理则，也就是它是它自己存在的理由，如同孔子的「仁者安仁」，「仁」就是它自己存在的理由。「然」是生命的美好，说「自然」意谓「然」从自己来，这样的「然」才有必然性，「然」从外在来称之为「他然」，「然」落在外在的因缘条件中，终究落空，佛门就说是「缘起性空」。「缘起」依外缘而起现，就是「他然」。此所以老子认定天生自然就是真实而美好，后天人为在执着造作之下，本真失落而美好不再。
荀子说：「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圣人以后起人为的「伪」，来化成天生本有的「性」，此起伪以化性，正与「天地生之，圣人成之」的「天生人成」两相唿应。且天生在「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成在「人有其治」，天时地财的现象自然，是被治的对象；人为的虚静知道，才是能治的主体。能治在「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故所谓「人治」，就是通过「伪起」之人为制作的礼法制度，来治理天下。
佛门说缘起，又从缘起说性空，仅是负面的消极观点；荀子说伪起，伪起正所以化性，已走向正面的积极观点。就「缘命之间」来看，人间有缘的后起人为，若通过人为制作，建构客观的体制规范，也可以安顿人物有命的天生命定，这或许是「有善缘的人可以扭转命」的当代新解。
荀子最后说：「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人物有命是天生而有，靠天职天功来生养；而家国天下的人间有缘，不能老在缘起不定中，而要伪起而制作礼义法度，来定住缘起不定的人间。故「人之命」在「天生」，「国之命」在「人成」。
他的弟子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韩非子有云：「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从非所学于人来看，智的心性与寿的气命，都是天生命定；不过韩非师从荀子，以心的虚静认知去建构法制，以治理万民，并将心的虚静转向术用，用以统御群臣。
所以，韩非子又说：「法术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二者皆由后起人为的「起伪」，制作法度，并运用治术，以富国强兵。其后通过秦皇李斯之手，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从事功来看，他似乎越过了他的老师，不过整个治国平天下的大方向，是他的老师开创出来的，不走孔孟老庄之主体修养以开发智慧的老路，而走出荀韩之客观体制以治理天下的新路。
佛家的话叫缘分,道家的话叫命运,那儒教呢?
儒教叫天时地利人和。或叫时也，命也，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