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后天六十四卦方圆图,六十四卦圆图和方图

西方名人与《易经》

《易经》是部什么样的书？哲学？迷信？神秘？常识？
“哲学说”的依据是“群经之首”。很多人认为这四字指中国文化的源头，但实际上是成书最早的换一种说法。《易经》是部占卦的书，直到出现“十翼”，才有哲学。占卦在现代被定义为迷信，《易经》也就成为传播封建思想的糟粕。须知当时占卦是庙堂之上的高职，卜师是帝王的左膀右臂，一切国家大事仰仗于《易经》的指导，所以“世历三古”是可能的，“人更三圣”是不够的，应该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登堂入室到流落街头，占卦的命运是占卦人作死的。江湖术士打着《易经》的旗号，做着和《易经》无关的术数，甚至没读过《易经》一字照样可以摆摊算命批八字。经济利益的驱动自然要让《易经》高深莫测，制造信众膜拜效应。斥之者谓之骗术，贬之者认为《易经》所书的哲理是当今初中生都懂的常识。站在历史的角度，当时能有这样的认知，即使现在只是常识也是可贵的，文化是传承并发展的，才有今天。《易经》的难读在于最早的文言文的艰涩，加上不了解占卦的很多基础知识，读来不知所云，不知所以云，许多人望而却步。

读不懂当然不是成为经典的原因，要证明《易经》的伟大必须有证据，在国内寻找太平常，在西方寻找代理人才能拉大旗作虎皮。既然有人说《易经》是封建迷信，那么就要证明它是科学，而科学家最讲科学。

上面这张全明星合影汇聚了当时世界所有最顶尖的物理学家，仔细阅读每一个名字，如雷贯耳。世间流传“朗道排名”，版本不同，查无所据，故不述之，当然朗道不在照片里，那时他才十九岁，才从大学毕业，才发表第一篇论文。日后朗道不无酸味表示：“漂亮姑娘都和别人结婚了，现在只能追求一些不太漂亮的姑娘了。”漂亮姑娘指量子力学。普朗克、波尔、海森堡、薛定谔、泡利、德布罗意、玻恩、费米、索末菲、狄拉克、爱因斯坦、康普顿等一大批物理学家共同创立，这些人物都在照片中。朗道把爱因斯坦列为首位，无人不服。因此把爱因斯坦拿来说事最有说服力。
在中国的讲坛、网络上被引用最多的是爱因斯坦的这样一段话：

“西方科学家做出的成绩，有不少被中国古代科学家早就做出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之一是古代科学家自幼学习《周易》，掌握了一套古代西方科学家们不曾掌握的一把打开宇宙迷宫之门的金钥匙。”

引用者从不标出处。根据引文在1976年商务印书馆版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中发现《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发明——1953年给J.E.斯威策的信》一文类似：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这是文集收录的全文，没有提到《易经》，而对引用者来说最关键的最后一句话，引起了极大争论，译文出现了重大歧义。2010年再版时标题改为《西方科学的基础与古代中国无缘——1953年4月23日给J.E.斯威策的信》，全文如下：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 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圣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意思完全相反。还是没有《易经》，看来就是讹传，或者伪造。
能让爱因斯坦打怵的只有泡利。爱因斯坦讲演前先要看下泡利在否，以便提前作好心理准备。因为有次国际学术会议，爱因斯坦演讲后，泡利站起来，大大咧咧地说道：“我觉得爱因斯坦不完全是愚蠢的”。而他一生最佩服的也只有爱因斯坦。泡利的身上具有神秘主义色，物理学界有个“泡利效应”，非物理定理，而是泡利出现在哪个实验室，哪个实验室就出问题。有一次一个实验室仪器故障，泡利不在场，某个物理学家说，这次可以给泡利正名，然而泡利知道后写信给他，告诉他实验室出事时，他坐的火车正好在这个城市的火车站短暂停留。泡利最后十年迷惑于量子力学中的精细结构常数1/137，而他去世时的病房号为137。泡利经常做梦，梦见一个中国女人，后来他认识了物理学女王之称的吴健雄，并一直保持着友谊。泡利翻译过一本德文谈《易经》的书，他对《易经》有研究，这来自于荣格的引导。荣格分析了泡利1300个梦中的400个梦，两人的交流催生了“共时性”概念的问世。泡利曾用《易经》的震卦（☳）来描述共时性所引发的心灵震撼。他认为《易经》是一本“数学书”，因为它“与梦和潜意识一样，具有精神的补偿性功能”。
2001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题为《原子与原型》的书信集，作者署名为泡利和荣格。
下面这张照片在很多人看来更生动。
传说泡利和波尔不仅一起玩陀螺，也一起研讨《易经》。波尔精通《易经》的根据是丹麦王室授予他的勋章上刻有受奖人亲自设计的“族徽”——太极图，“族徽”上方的拉丁文箴言是CONTRARIA SUNT COMPLEMENTA（“互斥即互补”）。据传波尔在1937年访问中国时观看了京剧《封神演义》，姜子牙出场时打出的令旗上有太极图，波尔顿悟：太极图就是 “并协原理”（或称“互补原理”）。研究波尔的至深学者戈革教授撰文指出：
“但是我愿意极其强调地指出，尽管波尔的族徽上借用了中国的‘太极图’，但那是罗森塔耳夫人柯布林斯基（汉名‘柯汉娜’，中国史专家，已故）给他出的主意，而他本人对此并无多深的了解，因此，所谓波尔互补哲学起源于中国或起源于‘易经’的说法，完全是无知妄作的外行们凭空捏造出来的无稽之谈”。

文中提到的罗森塔耳是波尔的助手，此文载于2006年6月1日《文汇报》。需要指出的是族徽上的图样不是标准的中国古代的太极图，相似的图形在很多国家出现，这是否就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但用于“族徽”一定得到波尔首肯，想必波尔对太极图还是了解的，而且据在波尔研究所工作的中国学者介绍，波尔对中国古典哲学颇有心得，所以他对中国一往情深，然而1949年至1977年波尔在中国遭遇口诛笔伐，臭名昭著。这位与爱因斯坦齐名的物理学家1985年诞生一百周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盛大纪念会上，压轴节目是丹麦作曲家根据《易经》写作的管弦乐《水上之火》。
三位大科学家中两位都和一个人有交集——荣格。爱因斯坦曾给荣格讲授相对论，荣格给爱因斯坦传授精神分析，双方都听不懂对方的专业而作罢。爱因斯坦的次子长期接受荣格的心理分析；荣格与泡利的关系见诸于《当泡利遇上荣格》一书。
荣格对中国文化的推崇是有目共睹的。荣格76岁时为卫礼贤德译本《易经》转译为英文本写了一篇序言《＜周易＞与中国精神》里给自己占了两卦得鼎之晋、坎之井，分析之精到，显示其对《易经》及占卦和解卦的理解在西方无出其右，更是将《易经》向专业心理学领域大大推进了一步。荣格不懂中文，没到过中国，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完全得益于卫礼贤的译书。卫礼贤在中国传教二十多年，没有给一个中国人洗礼过，而自己反被中国文化“洗礼”，翻译了大量的中国经书，《易经》的翻译化了他整整十年时间，依靠《易经》的发表，他跻身德国社交界，进入上流社会，取得社会地位。
接受荣格心理分析的不仅仅是科学家，各个职业都有，黑塞是文学界的一个最著名的代表。黑塞从小就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在1916年至1926年的10年中，他经历了荣格及其学生300小时左右的心理分析。黑塞受卫礼贤和荣格影响，重视《易经》的占卜作用，同时也从《易经》中发现了文学性。他在《玻璃球游戏》中赋予《易经》以艺术生命。主人公克乃西特在一位“中国式长老”的引导下进入《易经》世界，学习《易经》之法，背诵六十四卦，书写卦象。《玻璃球游戏》与其说是一部长篇小说，不如说是一个哲学上的乌托邦，一系列的象征和譬喻虚构了一个未来世界的寓言。历十二年成书，1946年出版，并于当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易经》最注目的公案是莱布尼茨的二进制。坊间流传着这样说法：莱布尼茨看到了《易经》之后，受到八卦符号的启发，发明了二进制。这是《易经》拥趸者的观点，而反对者则认为此说空穴来风，牵强附会。事实是莱布尼茨早已完成了二进制算术的论文草稿，但没有公开发表。然后他先后分别给一些好友写信，讲解二进制。其中给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信中希望把二进制算术介绍给康熙皇帝，白晋回信附了一幅宋代邵雍所制的“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很显然白晋发现此图与二进制有关，莱布尼茨认真研究后异常兴奋，他回信白晋：
“人们认为伏羲是世界上所知的最古老的王和哲学家之一，并且还是中国人的帝国和科学的奠基者，因此这张图乃是现今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丰碑之一，似乎已有四千年之久，还可能已有几千年时间不为人们所理解。它与我的二进制算术如此吻合，并正当您要解释这些线段时我恰好向您谈到我的二进制算术，这的确令人吃惊。”“如果未曾建立我的二进制算术的话，对伏羲图那怕研读良久也未必能够理解。早在20年前我脑中就已有这种0和1的算术的想法，从中我看到了将数的科学推向完善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这些结果超过了所有前人所拥有的。但我保留着我的发现，除非我能同时证明它的巨大用处。……正是在这个时候，您为它找到了像用于解释这座中国的科学丰碑的用处，真使我万分高兴。”
莱布尼茨随即对1679年所写的文稿用法文作了修改和补充，并把论文的标题改为《关于仅用0和1两个记号的二进制算术的说明并附有其效用及关于据此解释古代中国伏羲图的探讨》，于1703年5月5日发表在法国科学院院报。
以上引文来自《自然辨证法通讯》1999第2期孙小礼《关于莱布尼茨的一个误传与他对中国易图的解释和猜想》一文。
至于《易经》及易图是否伏羲所作非本文之论，莱布尼茨只是猜想中国古代已有二进制算术，非事实本身，不作为据。莱布尼茨是有意识的，《易经》是无意识的，《易经》的伟大体现了两大文明的携手合掌。
黑格尔也是经常被消费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东方哲学有关中国哲学中论述易经哲学：

“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论原则的书是）这类思想的基础。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

但这绝不是赞美的话，继续：

“［中国人不仅停留在感性的或象徵的阶段］，我们必须注意——他们也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意识，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这些规定诚然也是具体的，但是这种具体没有概念化，没有被思辨地思考，而只是从通常的观念中取来，按照直观的形式和通常感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在这一套具体原则中，找不到对于自然力量或精神力量有意义的认识。”

接着：“我将举出这些卦的解释以表示它们是如何的肤浅。……”

“在书经中也有一篇讲到中国人的智慧。那里说到五行，一切东西都是由五行作成。这就是火、水、木、金、土，它们都是在混合着存在的。……这些东西我们不能认为是原则。在中国人普遍的抽象于是继续变成为具体的东西，虽然这只是符合一种外在的次序，并没有包含任何有意义的东西。这就是所有中国人的智慧的原则，也是一切中国学问的基础。”
因此，黑格尔所谓的“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实指易经就是肤浅的，包含着的中国人的智慧就是浅陋的，黑格尔保持他一贯的日耳曼式高傲，鄙视中国文化，漠视异族文明。
对《易经》的评价，定要公正客观，切忌一厢情愿。

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为什么南北阴阳相反

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为什么南北阴阳相反
六十四卦方圆图
古代流传下来一张六十四卦方圆图，传说乃宋朝易学家邵雍所创，邵雍根据先天八卦的阴阳之理，将六十四卦按照一定规律画成方圆图，由于邵雍的名气很大，所以，古今研究此图的学者不计其数，观点各异。有些学者将此图吹得很神，有的人说，包含了整个宇宙的规律，可以推演出宇宙大爆炸；有的人说，可以推演出地球的终极寿命；有的人说，有了这张图、其它所有的预测方法都可以扔掉，等等。
（邵雍六十四卦方圆图，箭头为子午线）
此图是根据“阴阳对立又统一”的原则绘制的，六十四卦中的每个卦都有相对应的‘错卦’，（错卦即阴阳相反），如果画三十二条直径将六十四卦连接起来，则每条直径所对应的两个卦互为错卦，这一点倒是与先天八卦的阴阳之理相符。
（直径线条画得浅，请仔细看）
不管是圆图还是方图，都是按照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的顺序排列的，方图比较简单，一目了然，就是从下往上、从右往左逆排，始终朝一个方向，而圆图则分左旋右旋。
下卦是按照先天八卦的顺序排列的，只是每个卦要连续排八次，因为上卦有八次变化，圆图从乾卦到震卦左旋，共三十二卦，从姤卦到坤卦右旋，共三十二卦。
（先天八卦，1代表阳0代表阴）
关于方圆图的方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乾坤二卦应该与南北子午线对正，与先天八卦一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方圆图自古就没有与子午线对正，应该是包含有宇宙秘密。
其实这里没有秘密，古图没有与子午线对正的原因，是因为宋朝的印刷品粗糙，图太小、则卦图看不清，图太大、则一页纸印不下，所以，古人将方圆图分成两半，印在两页纸上，如果按照子午线分开，则乾坤二卦必然被切割成两半，为了保持卦图完整，古人将圆图向左旋转2.8125度。
（南北子午线）
那么，方圆图究竟该不该对正子午线呢？其实，对不对正都没关系，因为方图与圆图并没有太多联系，放在一起只是排版美观，如果与子午线对正，则东南西北四方各自的十六卦不完整，偏离的话，还可以表示乾卦统领左边三十二卦，坤卦统领右边三十二卦，因为左边为阳、右边为阴，但这个说法比较牵强，因为，先天八卦与子午线是对正的，乾卦同样统领左、坤卦同样统领右。
在宋朝以前，六十四卦并没有方圆图，《周易》书中有一个六十四卦的卦序，邵雍认为不合理，现在市面上有多种方圆图，有的将《周易》卦序画成方圆图，有的将京房五行八宫画成方圆图，有的将子午线对正或者是不对正，有的则是自创，不过，只有邵雍的方圆图才是主流。
（京房五行八宫方圆图）
方圆图被吹嘘一千年了，结果没有实际用途，现代学者又发明用此图进行预测，比如测行人失踪的方向等，先求得一个卦，然后在方图中找到这个卦，再根据此卦与周围的卦之关系来判断，笔者以为此方法不靠谱，因为此图不具备这个功能，只能用来研究六十四卦的内部结构。

中华文明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中华文明的根源，在于社会形成的初级原始形态，其次才是语言文字的规范，再次才是史书经典及宗教教义和教理。而中华文明根源是伏希氏的先天八卦教理，而后才有了黄帝辅臣仓颉的造字统一语言，从而形成了中华特有的文明起源。

六爻中卦宫的应用

卦宫的应用是相当复杂的一门学问,现在的六爻测卦,基本上对于卦宫的用法,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如果你能将卦宫和爻位结合起来断卦,那么对于六爻预测将起到质的飞跃.卦宫具体的用法和作用,一般的六爻预测书上都有.

邵雍的六十四卦是什么意思?

是指在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之后，我们现在所有人、动物、生命转世之后又按照现在一样的关系投胎一次。

邵雍，字尧夫，北宋著名理学家、数学家、道士、诗人，生于林县上杆庄，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

少有志，喜刻苦读书并游历天下，并悟到“道在是矣”，而后师从李之才学《河图》、《洛书》与伏羲八卦，学有大成，并著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先天图》、《渔樵问对》、《伊川击壤集》、《梅花诗》等。